在晚清民国的历史舞台上，蔡元培容人之雅量是有口皆碑的。
　　
　　1917年蔡元培出版了《石头记索隐》一书，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的概念，并指出：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由于恰逢五四时期，人们反对满清的情怀甚重，因此蔡元培的这本索隐书在当时得到了广泛传播。
　　
　　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矛头直指蔡元培。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蔡的索隐是牵强附会的大笨伯猜笨谜的方法，认为校长和他的亲友团走错了路。推翻索隐派，成了胡适研究红学的目的之一。
　　
　　胡适为了推翻蔡元培，树立考据派的地位，曾到处寻找录有曹雪芹身世的《四松堂集》这本书，就在他求而不得，心灰意冷，近乎绝望的时候，蔡元培却托朋友为他借到了此书。胡适根据书中的史料记载，更加充分地证明了自己关于《红楼梦》是曹雪芹自述的说法。
　　
　　蔡元培的举动无异于给敌人送--，却又恰恰显示了一代大师的雅量。
　　
　　如果说，蔡胡之争是学术之争，乃同一阵营的内部之争；那么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旧文学之争，对蔡元培而言，绝不是单纯学问方面的争斗了，却更显出了他高尚的人格。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人高举白话大旗，坚决提倡新文化；而以林纾及其弟子张厚载为代表的守旧阵营，则坚决捍卫旧文学。在两派斗争中，被激怒的林纾连续写了《荆生》、《妖梦》对新文学阵营进行猛烈反击。
　　
　　在《妖梦》中，林纾更是对蔡元培、陈独秀、胡适进行了恶毒攻击。特别是他以元绪映射蔡元培，是有失学者身份与风度的人身攻击，令当时学人所不齿。
　　
　　周作人在《知堂回忆录》中写道：元绪公，即是说的蔡孑民，因为《论语》注有蔡，大龟也的话，所以比他为乌龟，这元绪公尤其是刻薄的骂人话。面对林纾如此卑劣的攻击，蔡元培仍能心平气和，并以他无所不容的雅量，于1919年3月18日写了一封公开信答复林纾，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在这封信中，蔡元培彬彬有礼，进退有据，令对手无地自容。迫于舆论压力，林纾只好写信认错。
　　
　　张厚载既是林纾的弟子，又是北大学生；而在这场战斗中，他为乃师推波助澜，多次造谣中伤蔡元培、胡适等人。为此，蔡元培特意在1919年3月19日给张复函，在信中，蔡元培以北大校长的身份，执礼甚恭，称学生为兄，言语谆谆，态度诚恳，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对有损北大声誉之举提出了规劝。其容人之雅量，非一般人所能做到！
　　
　　从这些事情上可以看出，蔡元培无论于己于公，都以谦谦君子之量容人，其无所不包的雅量，静水流深，高山仰止！有人赞之曰民国的圣人，绝非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