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懂得做菜，而且我把我之所以不懂得做菜归罪于我的出身我是一个外省女孩。在台湾，外省其实就是难民的意思。外省难民家庭，在流离中失去了一切附着于土地的东西，包括农地、房舍、宗祠、庙宇，还有附着于土地的乡亲和对于生存其实很重要的社会网络。
　　
　　因为失去了这一切，所以难民家庭那些做父母的，就把所有的希望，孤注一掷地投在下一代的教育上头。他们仿佛发现，只有教育，是一条垂到井底的绳，下面的人可以攀着绳子爬出井来。
　　
　　所以我这个难民的女儿，从小就不被要求做家事。吃完晚饭，筷子一丢，只要赶快潜回书桌，正襟危坐，摆出读书的姿态，妈妈就去洗碗了，爸爸就把留声机转小声了。背《古文观止》很重要，油米柴盐的事，母亲一肩挑。
　　
　　自己做了母亲，我却马上变成一个很能干的人。厨房特别大，可以说是个多功能厅。孩子五颜六色的画，贴满整面墙，因此厨房也是画廊。餐桌可以围坐八个人，是每天晚上的沙龙场所。另外的空间里，我放上一张红色的小矮桌，配四只红色的矮椅子，任谁踏进来都会觉得，咦，这不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客厅吗？
　　
　　当我打鸡蛋、拌面粉奶油、加砂糖和发酵粉做蛋糕时，安德烈和菲利普就坐在那矮椅子上，围着矮桌上一团新鲜可爱的湿面团，他们要把面团捏成猪、牛、羊、马各种动物的样子。面糊倒进模型，模型进入烤箱，拌面盆里留着一圈甜软黏腻的面糊，孩子们就抢着用小小的手指去挖。把巧克力糊绕满了手指，放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吸，脸上也一片花糊。
　　
　　我变得会很有效率地做菜。食谱书，放在爬着常春藤的窗台上，长长一排。胡萝卜蛋糕的那一页，都快磨破了；奶酪通心粉、意大利千层面那几页，用得掉了下来。我可以在十分钟内，给四个孩子两个儿子加上他们不可分离的死党，端上颜色漂亮而且维生素A、B、C、D、E加淀粉全部到位的食物。然后把孩子们塞进车里，一个送去踢足球，一个带去上游泳课。中间折到图书馆借一袋儿童绘本，冲到房买一只幼儿温度计，到水店买三大箱果汁，到邮局去取孩子的生日礼物包裹同时寄出邀请卡，然后匆匆赶回足球场接老大，回游泳池接老二，回家，再做晚餐。
　　
　　母亲，原来是个最高档的全职、全方位的CEO，只是没人给薪水而已。
　　
　　然后突然想到，啊，柴米油盐一肩挑的母亲，在她成为母亲之前，也是个躲在书房里的大小-。姐。
　　
　　孩子大了，我发现独自生活的自己又回头变成一个不会烧饭做菜的人，而长大了的孩子们却成了美食家。菲利普十六岁就自己报名去上烹饪课，跟着大肚子、带着白色高筒帽的师傅学做意大利菜；十七岁，就到三星米其林法国餐厅的厨房里去打工实习，从削马铃薯皮开始，跟着从马赛来的大厨学做每一种蘸酱。安德烈买各国的食谱书，土耳其菜、非洲菜、中-国菜，都是实验项目。做菜时，用一只马表计时。什么菜配什么酒，什么酒吃什么肉，什么肉配什么香料，对两兄弟而言，是正正经经的天下第一等大事。
　　
　　我呢，有什么就吃什么，不吃也可以。一个鸡蛋多少钱，我说不上来，冰箱，多半是空的。有一次，为安德烈下的面是泡面，加上一点青菜叶子。
　　
　　汤面端上桌时，安德烈吃了两口，突然问：青菜哪里来的呀？
　　
　　我没说话，他追问：是上星期你买的色拉对不对？
　　
　　我点点头：是的。
　　
　　他放下筷子，一副哭笑不得的神情，说：那已经不新鲜了呀，妈妈你为什么还用呢？又是你们这一代人的习惯，对吧？
　　
　　他不吃了。
　　
　　过了几天，安德烈突然说：我们一起去买菜好吗？
　　
　　母子二人到城里头国际食品最多的超市去买菜。安德烈很仔细地来来回回挑选东西，用了整整三个小时。回到家中，天都黑了。他要我这做妈的站在旁边看着，不准走开喔。
　　
　　他把顶级的澳洲牛排展开，放在一旁。然后把各种香料罐一样一样从架上拿下来，一字排开。转了按钮，烤箱下层开始热，把盘子放进去，保持温度。他把马铃薯洗干净，开始烧水，准备做新鲜的马铃薯泥。看得出，他心中有大布局，以一定的时间顺序在走好几个平行的程序，像一个乐团指挥，眼观八方，一环紧扣一环。
　　
　　电话铃响。我正要离开厨房去接，他伸手把我挡下来，说：不要接不要接。留在厨房里看我做菜。
　　
　　红酒杯，矿泉水杯，并肩而立。南瓜汤先上，然后是色拉，里头加了松子。主食是牛排，用锡纸包着，我要的四分熟。最后是甜点，法国的souffl。
　　
　　是秋天，海风徐徐地吹，一枚浓稠蛋黄似的月亮在海面上升起。
　　
　　我说：好，我学会了，以后可以做给你吃了。
　　
　　儿子睁大了眼睛看着我，认认真真地说：我不是要你做给我吃。你还不明白吗？我是要你学会以后做给你自己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