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见章太炎先生只有一次，而这一次也正是最后的一次。晤见的日子我记得很牢，是计四年十一月十一日而且是十一时的光景。何以能见到他呢，说起来也有趣，那时林语堂先生正在替《天下月刊》翻译沈三白的《浮生六记》，他深深中了三白芸娘的迷，一定要寻着他俩的遗址遗物，我对于《六记》也是一样爱好，而且适在苏州，于是他约定要来苏，到仓米巷沧浪亭访芸的旧居，到福寿山寻三自的坟墓，到护龙街找三白的遗画。十一月九日他偕海戈先生来了，整整访了二天，了无所得，从仓米巷出来，肚子饿极了，大家嚷着找饭馆，可是这一带地方连小店也没有的，猛地看见一座整齐的洋房，旁边还有几座国房，大门上写着章氏讲学会制言半月刊等字样。语堂是听过章氏演讲的，我和海戈都是闻名而未识面，觉得此次苏行，如人宝山空手而回，非常扫兴，不如顺便访一访章氏，似乎还上算，语堂虽然反对，却二对一否决了；于是我们便见了不久便作古人的国学大师，记得语堂和海戈还化了名，他俩算是某中学校的教员，我虽未更名，却也顶上一个什么头衔了。

关于这一次的访章，还写有一篇文章（《论语》七十八期），当时给章拍了一张照片，可惜光线不行，未能制版刊出来；倘使章氏这几个月来不曾摄影的话，则我所藏的照片，要算他最后的遗照了。

关于章氏的文章功业，不配也不必谈，这里只记载他的轶事，而这些轶事，大都是关于他的私生活，是他一位内侄告诉我的。他零零碎碎讲来，只得拉拉杂杂写上去，虽是琐事，却与他的文章学术有关，似乎颇有记录的价值。

章氏个性极强，可与康南海辜汤生鼎足而三，他简直满身都是傲骨，什么人都不放在眼中，因此得了章疯子的雅号，其实他并不疯，只是狂，不过到了晚年，除专心治学外，其他知觉已一概失去，简直不知人事，狂也狂不得了。关于他的轶事，为便利起见，分段叙之如次：

嫁女章有二女，年龄相去甚远，长婿在北京，章送女往嫁，嫁日不动声色，用蓝布包袱包衣数件，令婿用黄包车二辆送归。人或责之，章谓遵牛车送亲古礼。后女以郁郁自缢死，章有悼篇，传诵一时。女之死甚冤，盖夜半自缢时，其妹同室，见姊自缢，乃为解下，竟不告家人而先睡，至二次再缢遂无能为力矣。

拒吴击张吴敬恒张溥泉（继）两先生皆为章氏挈友，十七年后章即作《北山移文》，宣告交绝，吴张知其傲慢，亲往其家请解，吴老杖往，章氏掷刺拒见；溥泉先生则迳入其室，章氏适持杖，一见张即掷杖击之，张抱头而逃，始终不获交一语。

治学精神章氏晚年，患鼻疾甚剧，时发时愈，京粤讲学之行，均以此作罢，其致疾之由，皆努力于学术之故。章氏居处有一大室，四壁琳瑯皆是书籍，除窗户外，一无隙地，即窗户之上下亦设书架。室中除书外，了无陈设，中置一床，即为章氏独睡之处。每中夜睡醒，忽忆及某书某事，即起床诣书架翻阅之，往往自中宵达旦，虽在严冬，亦不知加衣。翌晨其仆役进室洒扫，见章持卷呆立，形如木鸡，必惊呼老爷，你没有着衣呢！章始惊醒，则必患重伤风，伤风必患鼻疾，其家人虽欲禁之，不可能也。章氏治学精神，可见一般。吾知其于持卷呆立，形如木鸡之时，心神领会，此种精神，真吾辈之万分景仰者，惜天不假年，惜哉！

烟癖章氏烟户之宏，一时无两，虽演说讲学，口未尝停抽。（按：纸烟也）初所抽烟甚名贵，后则不能辨别，其友人李印泉（根源）先生屡以大长城馈之。然章氏抽烟并不高明，以于思于思之故，烟尾皆湿，未及三之二，即行弃去，余亲见其如此云。

不识途章氏晚年居上海时，尝自行出门外购烟，离家五六十步，便不识归途，又不忆门牌，只得沿途问人，其问路之词甚幽默，为我的家在哪里？ 六字，闻者莫不目为疯子。又章氏某次由南京返沪，其家人误记班次，章氏遂一人下车，不知如何雇一马车，车夫问其到何处，章答以到我的家里，车夫无办法，只得在市内兜圈子。其家入接章不着，焦急万分，派二十余人在市内寻找，卒在大世界畔寻到，盖兜圈子已半天矣。近年章氏行动，即室内亦有侍役追随，不然，即累其夫人麻烦云。

饮食章氏晚年，舌已不能辨味，出外酢酬，必携其内侄为陪。其所食只限于面前一菜，故必须人布菜其前，如鱼则必须去骨，不然，必连骨咽下，又累主人麻烦矣。章氏能饮酒，如无人禁止，可自暮达旦，自旦达暮。盖章氏晚年除治学外，一切均由其夫人汤国黎女士经理，夫人实奇才，两人以诗合者也。

师生笑史去岁逝世之中大教授黄季刚先生，为章氏最得意弟子，季刚先生事章氏恭谨又倍于他人，黄有弟子陈君，亦能传其衣钵，主章家为西席，章氏以西席礼待之。每逢新年，季刚先生必诣章宅叩贺，至必行跪拜礼，黄叩章，陈又叩黄，章又向陈行札。坐定，陈举茶敬黄，黄敬章，章又敬其西席，如此循环不绝，家人传为笑谈。季刚先生死，章氏哭之甚哀，师生之谊，老而益笃。

不知钱章氏晚年，不知钱为何物，更不明钞票之用途。嘱仆役购烟一包，便界洋五元，其子欲做大衣，亦与洋五元，甚至在苏州建屋时，亦拨洋五元，盖章氏仅知钞票一张，可有一次用途也。其子导，肄业复旦附中，习建筑学，未半年，建屋时，章即欲其为工程师，其子瞠目莫名其妙。

傲慢章氏通古今经学，睥睨一世，目无余子，与康梁以政见学术不同，诋之最力，然得章氏之一骂者，正亦不易，去年拜谒时，曾询其对于胡适之之意见，章氏以不配谈答之。然章氏独畏《知圣编》作者蜀人廖平，章入川时，廖在成都，扬言章若至者，必面折之，章遂不敢入成都。章个性最强，不为任何所动，中央任以国史馆及中山先生墓志，皆以故不就。某年居上海南阳桥时，适被通缉，侦者已知其处，友人多劝其移住，章不为动，后诳以友人死，章往吊，遂得移居，不一时而捕者至矣。

关于章氏的轶事，随想随写已经不少，看来大都有些幽默的意味，但亦可见一个学者的态度。大概章氏自遭袁氏禁闭后，神经大受刺激，除学术之外，遂失去一切知觉。去年拜谒他的时候，他的身体看来不大好，据说是患病初愈，我们只着夹衣，他已披重裘了。谈了半小时，已气喘得厉害，走路时候虽不需人扶，然已龙钟异常，当我们恭立等他进内室时，谁料得到这是最后的一瞥呢。章氏的学术功业不必言，最令人心折的是他的傲慢和气节，似这样的一位能说话不屈节大师死去，看后来者滔滔都是打拱作揖奴颜婢膝一流家伙，于追念章氏悲哀空气中，又有些愤世嫉俗的态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