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中秋次日,从太平洋彼岸传来姐姐离开人世的消息。那几天,我的脑海中一片空白,时常呆坐半天,什么也想不出来。再读《童言无忌》中的弟弟,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汩汩而下,很美的我,已经年老;没志气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个凡夫。
这么多年以来,我和姐姐一样,也是一个人孤单地过着。但我心里并不觉得孤独,因为知道姐姐还在地球的另一端(美--国),和我同存于世。尤其读到她的文章,我就更觉得亲切。姐姐待我亦如常人,总是疏于音问。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变幻,我和她仍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底是永世不会改变的。显赫家世下的悲剧童年以前评介我姐姐的文章,或多或少都会提到她的显赫家世。我们的祖父张佩纶,光绪年间官至都察院侍讲署佐副都史,是清流党的要角;我们的祖母李菊耦则是李鸿章的大女儿。母系的黄家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以及继母系的孙家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也都间接或直接地对我姐姐有所影响。
我们的父亲和母亲,一个是张御史的少爷,一个是黄军门的小-。姐,结婚时是一对人人称羡的金童玉女。5年之后,1920年9月,母亲生下姐姐,小名小煐;次年12月生下我,小名小魁。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我们家已经从上海搬到天津,住在英租界一个宽敞的花园洋房里。那是1924年,姐姐4岁,我3岁。那时我父亲和同父异母的二哥分家不久,名下有不少房屋、地产。我母亲也有一份丰厚的陪嫁,日子过得很宽裕。但不久父亲结识了一班酒肉朋友,开始花天酒地,嫖妓、养姨太太、--读钱、吸大烟,一步步堕落下去。母亲虽然出身传统世家,思想观念并不保守。尤其受五四运动和自身经验的影响,她对男女不平等和旧社会的腐败习气深恶痛绝。对于父亲的堕落,母亲不但不容忍,还发言干预,这就和父亲有了矛盾。我姑姑也是新派女性,站在母亲这一边。后来她们发现两个女人的发言对一个男人并没产生效力,就相偕离家出走以示抗议名义上是出国留学。那时我母亲28岁,已有两个孩子。这样的身份还要出国留学,在当时的社会是个异类。十多年里,我们家从上海搬到天津,又从天津搬回上海,然母亲远走英国,又回到上海家中,与父亲离婚后再次出国。但姐姐与我一直生活在一起,直到1938年她逃离这个家。父母离婚后,父亲为我们找了个继母。记得继母刚进门那段时间,和我姐姐表面上还保持着礼节性的见面招呼,偶尔也谈谈天气,聊聊日常生活。那年暑假,姐姐在父亲书房里写作文,写完放在那里,到舅舅家去玩。继母无意中看到这篇作文,题目是继母的心,就好奇地看下去。这篇文章把一个继母的处境和心情刻画得十分深刻、细腻。继母看完很感动,认为姐姐的这篇作文简直就是设身处地为她而写。后来凡有亲友到我家,继母就把《继母的心》这篇文章的大意说个不停,夸姐姐会写文章。1937年夏,姐姐从圣玛利亚女校毕业。她向父亲提出要到英国留学,结果不但遭到拒绝,还受到继母的冷嘲热讽。父亲那时的经济状况还没有转坏,但他和继母吸鸦片的日常开支太多,舍不得拿出一大笔钱来让姐姐出国。姐姐当然很失望,也很不高兴,对父亲和继母的态度就比较冷淡了。1937年秋,姐姐和继母发生冲突,继母骂了她,还打了她一巴掌。姐姐拿手去挡,继母却说姐姐要打她,上楼去告状。父亲不问青红皂白,跑下来对姐姐一阵拳打脚踢,把姐姐打得倒地不起还不罢手。他打姐姐时嘴里一直说着:今天非打死你不可!幸亏祖母留下的老佣人何干不顾一切地把他拉开,姐姐才没有真的被他打死。姐姐当着全家大小受这一顿打,心里的屈辱羞愤无处发泄,立即想要跑出去。但父亲已下令关门,连钥匙也没收了。之后,姐姐就被软禁在楼下一间空房间里。除了照料她生活起居的何干,父亲不许任何人和她见面、交谈,还嘱咐看守大门的两个警卫务必看紧,不许姐姐走出门。姐姐在那间空房里也没闲着,每天清晨起来后,她就在落地长窗外的走廊上做健身操,锻炼身体,偷偷地为她的逃走做准备。后来她得了痢疾,身体虚弱,每天的健身操才停了。父亲从何干那里知道姐姐患了痢疾,却不给她请医生,也不给她吃,眼见病一天天严重。何干唯恐发生什么意外,就躲过继母,偷偷告诉父亲。何干是我祖母留下的老女仆,说话比较有分量。父亲也考虑到,如果撒手不管,万一出了事,他就要背上恶父害死女儿的坏名声。于是父亲选择了消炎的抗生素针剂,趁继母不注意的时候到楼下去为姐姐注射。这样注射了几次后,姐姐的病情被控制住了。加上何干的细心照料和饮食调养,姐姐终于恢复了健康。1938年初,姐姐趁两个警卫换班的空当,偷偷从这座她出生的房子逃了出去,再也没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