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在上海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一个工作人员开始查票。查票很安静,工作人员只对乘客点一下头,乘客看一眼他的-牌,便从口袋里取出票来。工作人员立即用红铅笔在票上划一下,便把脸转向另一位乘客。整个过程几乎没有一点声响。
终于,有一位中年乘客拿不出票来。工作人员说:逃票要罚款。
逃票?中年乘客激动起来。因为一个逃字,完全排除了遗忘的可能,听起来很刺耳。他看了一眼周围人的脸,发现大家都有点幸灾乐祸。乘公交车太枯燥,人人都期待着发生一点与自己无关的事,解解闷。
中年乘客这一看就更恼怒了。他拿不出票,却要快速找到不是逃票的理由,而且不仅仅要说服工作人员,还要说服周围所有的人。他憋红了脸,慌忙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塞给工作人员,说:你看我管着多少人,还需要逃票?
他在摸名片的时候无意中碰到了放在同一口袋里的一个银行存折。千不该万不该,他居然把这个存折也塞到了工作人员手里,说:你看看这个,我还用得着逃你的票吗?
当年的工作人员很有修养,既没有看名片,也没有看存折,而是礼貌地把这两件东西塞回到他手里,说:这与职位、金钱没有关系,上车买票是一种城市文化。
文化?中年乘客受不了当众被教育,何况又扯上了文化。他不知怎么回应,便说:你还给我说文化?我儿子已经是硕士了
这一下,整个车厢的人都笑了。大家也不清楚这儿怎么冒出来了文化,只是在笑这位乘客说不过人家的时候,拉出儿子来当挡箭牌。
20年过去了,社会变化天翻地覆。有趣的是,那次在公共汽车上出现的最后一个概念文化,已成为人们区分荣辱的一道防线。
据调查,目前多数城市富裕家庭之间最大的攀比,是孩子的文化程度。
据调查,目前多数退休人员晚年生活质量的差异指标,除了健康,就是文化。即有没有戏剧、音乐、文学、书法方面的兴趣相伴随。
这儿所说的文化,就是每个人身上的文化。
过去,每个人身上的文化只有文化界才会关注,现在,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被关注了。但是,当大家都在向往文化的时候,怎么来处置落到自己身上的文化,也就变成了一个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迫切,越来越重要。
我认为,一个人身上要拥有真正的文化,首先应当不再扮演文化。
真正有了文化,就不会再扮演文化。这个道理,一听就明白。这就像真正的功夫高手不会一边走路一边表演拳脚。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凭着是否扮演,来猜测真假和深浅。
我想起了两件小事。
很多年前,我曾经组织过一次上海人文学科著名教授的聚会,《英汉大词典》主编、复旦大学外文系的陆谷孙教授也应邀前来。很多教授看到他来了就纷纷围上去,其中好几个对他说话时都夹着英语。但他,从头至尾没说一个英语单词。因为在他看来,那次聚会,从内容到人员,都没有讲英语的理由。而他,更没有理由去表演英语。
还有一次,东北某地聘请我和当时还健在的汪曾祺先生担任文化顾问。聘请仪式上的发言者也许考虑到我们两人都写散文,便美辞滔滔。汪曾祺先生显然有点受不住了,便边听边轻声地把那些话翻译成平常口语,像一个语文老师在当场改错。他的资历,使他有资格这么做。发言者说:今天丽日高照,惠风和畅。汪先生立即说:请改成今天天气不错。发言者说:在场莘莘学子,一代俊彦汪先生立即说:改成在场学生们也挺好
这就造成了一种幽默的效果,现场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发言者不仅没有生气,而且还以自嘲的口气感谢汪先生说:您老人家已经在做文化顾问了。
一听就知道,汪曾祺先生和那位发言者,谁更有文化。那位可爱的发言者唯一的毛病,是在扮演散文。
因此,我一再告诫学生,拥有文化的第一证明,是不再扮演文化。
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可以省察四周了。
一个真正拥有文化的人,不会扮演当代名士。他不会写着半通不通的民国文言,踱着不疾不徐的遗老方步,数着百年文坛的散落残屑,翻着笔迹草率的谁家信笺,又矜持地抖一下宽袖。
他也不会扮演历史脊梁。不会用嫉妒来冒充正义,用诽谤来展示勇敢,用疯话来显露风骨,顺便再从电视剧中学一点忧郁的眼神、慈祥的笑容。
他也不会扮演文坛要人。总是迟到,总是早退,总在抱怨:部长又打来电话,近期有五个论坛边叹气边摇头,像是实在受尽了折磨。
我曾从一个文艺刊物上抄录过这样一段论文:巴尔特消解了索绪尔的符号理论,认为作品是单数,文本是复数,但那文本也是一种元语言。福柯则认为不必复现创造主体的荣耀,宁肯归于薄暮时分的荒凉
很多朋友认为,这种论文太艰深,没有考虑到广大读者。我则要以内行的身份判定,作者完全不懂自己所写的任何一个概念,只是在扮演艰深,恰恰是想吸引广大读者。
种种扮演,本该很累却居然不累,原因是同道很多,互相观摩。由于势头不小,触目皆是,这倒也树立了一个反向路标:避开它们,才有可能找到真文化。
当然,文化中也有正常的扮演,那就是在舞台上。擅长于舞台艺术的人最容易识破生活中的扮演,一看便笑,轻轻拍着对方的肩,说一句:咳,别演了,剧本太老,又在台下。
从事文化,从诚实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