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学费每年要五千元。

我连假钱都没得一张。爹说。

吃饭时，爹不是忘了扒饭，就是忘了咽，眼睛睁得圆鼓鼓的，仿佛老僧入定，傻愣愣地坐着。魂掉了。妈心疼地说。

在这边住茅草屋，却那边也住茅草屋算了！突然，爹说，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和妈商量，但那语气又不像是在和谁商量。

说完，扔下筷子，放下碗，径自出去。

我知道，爹准备卖掉为自己精心打造多年的寿方。在我们土家族聚居的大深山里，做寿方是和婚嫁一样重要的事情，老人们常满脸严肃地对后生小子们叮嘱：宁可生时无房，不可死时无方（棺材）。山寨人一生最大也是最后的希望，便是有一副好寿方。

爹的寿方因为木料好，做工好，油漆好，在方圆几十里数第一。听说爹要卖，穷的富的都争着要买。

当天下午，一位穷得叮当响的本房叔叔以一千五百元的高价买走了爹的寿方爹最后的归宿。

不反悔？叔叔又一次喜滋滋地问。

不反悔。爹咬着牙说。

当我离家上学时，加上叮当作响的十来个硬币和写给别人的两三张欠条，竟有巨款四千五百元！另外，三亲六戚这个十元， 那个二十，学费算勉强凑齐了。

爹送我，一瘸一瘸的在悬崖烧炭摔的。

四天过后，到了千里之外的南京，报了到。于是，爹厚厚的鞋垫变薄了。他脱下鞋，摸出剩钱，挑没人的地方数了三遍，三百二十六元零三分，他全给了我。我老蜷在床上，像只冬眠的动物。生活费还差一大截儿，大学还有四年，我没心思闲逛。

八月的南京，三四十度，很暖和。爹和我挤在窄窄的单人床上，我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又好像一整夜都没睡着。当我睁开眼睛时，天已大亮，爹早已出去了。

中午爹才回来。尽管满头大汗，脸上却没有一点血色。

给，生活费。推推躺在床上的我，爹递给我一叠百元纸币。

我困惑地看着他。

今早在街上遇到一个打工的老乡，问他借的。

爹解释，给你六百，我留了二百块路费。我现在去买车票，下午回去。说完，又一瘸一瘸地、笨拙地出去了。

他刚走，下铺的同学便问我：你爸有什么病？我清早在医院里碰见了他。

我明白了：父亲在卖血！

下午，我默默地跟在爹后面送他上车。

买了车票，他身上仅剩下三十块。

列车缓缓启动了。这时爹从上衣袋中摸出一张皱皱巴巴的十块钱，递给站在窗边的我。

我不接。爹将眼一瞪：拿着！

我慌忙伸手去拿。就在我刚捏着钱的一瞬间，列车长吼一声，向前疾驰而去。我只感到手头一松，钱被撕成了两半！一半在我手中，另一半随父亲渐渐远去。望着手中污渍斑斑的半截儿钱，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仅过了半个月，我便收到爹的来信，信中精心包着那半截儿钱，只一句话：粘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