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本书是短篇集，书名叫《高高的白杨树》，和现在的青年作者出书的情况相比，我那时就要幸运得多了。那时虽然茅盾先生已经推荐过我的《百合花》，但到底我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编辑，可是，当时上海文艺出版社似乎没有多大的疑虑，立即拍板与我签了合同。为此我感谢他们，向上海文艺出版社一鞠躬！同时我愿在此揭露一个小秘密，我曾经为我的第一本书做过许多梦，而重复出现的一个梦，是我一手抱着我那本书，一手抱着我的小女儿（大女儿已经不是一只手可以抱得动了），脚下是我的丈夫。为什么脚下是丈夫？因为我在南京军区文工团创作室的时候，那时我们那个创作室里有黄宗江、沈默君、刘川、陈真等同志，都是大作家，而我算是老幺。我丈夫是创作室的主任，非常明显，他最看不起的是我。在创作人员几乎全体都从南京去上海观摩的时候，就多我一个，不让我去，说是避嫌，实际上就是看不起，意思很明白，你茹志鹃去观摩也是白观摩。这件事对我的自尊心伤得太厉害了，使我久久不能忘记，总想有朝一日，我一书在手，非要你在我脚下照相。没想到 1958 年，我的书还未出来的时候，我丈夫王啸平却真的已打倒在地，变成右派了，可上海文艺出版社还是出版了一个右派分子老婆的书，为此我向他们再鞠一躬！书出来后，尽管我家庭遭到这样的不幸，但在国庆 10 周年的假期中，我还是用这笔稿费带领了全家，还请了我三哥、四哥、四嫂、侄儿，一起玩了杭州，这是我度过孤苦童年的地方，在杭州长大的我，却从没游过西湖，我用这笔稿费也算荣归了一次，也给戴了帽子的丈夫散散心。为此我向上海文艺出版社三鞠躬！礼毕，再讲两件同出版社和我这本书不无关系的小事。第一件，记得那时身上带了几百元的稿费，好像是一笔用之不尽的巨款，八九个人住宿吃用之后，掐指一算，大惊失色，我们竟然没了回程的路费。在万分尴尬的情况下，竟自跑去学士路敲开了方令孺先生的大门，向她借了两百元，一行人才舒舒服服回到上海，结束了这次难忘的旅游。回来后，当然立即寄还了方先生的钱。还有一件，文化大革命中，我的书都作为封资修的货色，论斤卖了，手头边一本也没了，扫除得干干净净。然而，尽管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而读者却始终没有忘记我，一位姓洪名宜宾的读者，用一张毛主席坐在窑洞里写字的画像作为包书纸，将《高高的白杨树》包好，在 1980 年 7 月 18 日送给我作为纪念，这件礼物可谓珍贵了，这纪念的意义关系到作者、读者，也还有当初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流光如矢。想起了这桩桩件件，使我肃然起敬，向你们致敬，愿你们象当初培养我那样，培养今天的青年作者，向你们三鞠躬，这里面有你们也有我们，这纪念是共同的，不过源头是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