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我八岁，小学一年级。我读的是农村小学，我的同学也大多是农村孩子。二十多年后，我想起他们，依然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他们的淳朴和可爱。值得自豪的是，那时学生承受来自学习的压力远没有今朝这般沉重，有了悠闲你才能觉出天很蓝，水也很清。

学校里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口井，井口和珍妃跳下的那口一般大小。传达室刘大爷身兼数职，下课前，他会从井里打出两桶水来。上课或下课都听他摇铃铛。刘大爷长得很凶，烟也吸得很凶，但他通常是笑，一笑，烟便从嘴角溢出，飘在空气里。学校是个大四合院，传达室设在院门口，每天到了门口，一迈上台阶，闻到浓烈的烟味，就意味着今天的学习开始了。

学习的事如今基本上都忘了，隐隐约约只想起了几件。

一次是语文观摩课，由年级组年纪最大的常老师为我们授课，外校的老师观摩。这事很重要，所以要提前几天彩排。

我被指定读课文的前一段，课文的名字是《一条破棉絮》。我怯生生站起来：一条破棉絮

常老师打断道，这怎么可以，这是一篇控诉旧社会罪恶的课文，应该怀着深厚的感情来读，来，跟我念。

一条破棉絮。

一条破棉絮。

我始终没听出，两条破棉絮有何不同。

正式上观摩课时，常老师亲自念了课文的大半。我印象中，她的声音很厚实，略有些沙哑，因而很有感染力。我们坐在下边，情绪很激动，因有人围观，也很紧张，感动加紧张，整整一堂课，心都在怦怦跳。

印象最深的就是音乐课了，学了多少歌无法统计，只是每当听到熟悉的旋律，脑海中总能浮现当年的场景：放学后，文艺骨干围在院子当中，大树下程老师一挥手，歌声飞上了天。

程老师视力不好，似乎是严重的斜视，总搞不清他在看谁。头发花白，永远是一身深蓝色的制服，领子旁边的肩上永远有粉笔末。

除了歌，还有舞。每次逢年过节文艺演出，总在各班文艺骨干中一再挑选，自然是强中选强。节目也丰富，独唱、合唱、表演唱、天津快板、舞蹈都有。

我参加排练的是群舞《地道战》，构思很巧，二十多个学生手拉手在旋律中变换队形。由于表演难度过大，经常出现满拧的场面，只好不断调换主要演员，最终我落选了。

其实，生活中安知非福的事情总有，那次盛大的演出，我最终出演了压轴节目的主角。在歌舞剧《野营路上》中我扮演部队指导员。

故事并不复杂：解放军野营拉练，是日艳阳高照，战士们因供水不足口渴了，恰好路过老乡的甜瓜地，有人提议花钱买瓜，指导员我谆谆教诲，打锦州时我军住苹果园而不吃苹果，今朝我们路过瓜地也绝不吃瓜。这一幕被老乡看见，老爷爷摘了两筐瓜率孙子、孙女一路追将上来，群众非让吃，子弟兵就不吃，于是出现了一幕感人的场面。

我穿的是父亲找来的军装，他在部队做政委。父亲拿的大概也是部队小文艺兵的演出服，帽子尤其大，帽檐经常和眼睛不呈一个方向。戏的结尾是高潮。老大爷说吃吧，战士说不能吃，相互推让了几个来回，僵持不下时，指导员我迈上了一个台阶：同志们，让我们一起唱首歌吧。于是我指挥，歌声起。

歌声中，戏结束了。到傍晚入睡时，我还在想，那瓜到底吃没吃呢?二十年后，我把这道题出给一起工作的同事，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当然。

演出格外成功，于是第二轮到附近的大队、部队、家属院巡回演出。到父亲所在部队演出时，他作为政委在我们谢幕后走上台逐一和演员握手，祝贺演出成功，当然也握了指导员的手。我印象中。我们父子正式握手只有这么一次。

文娱活动搞得有声有色，程老师的音乐课自然也成了观摩课，自然也有彩排。表演的是音乐基础教学内容，彩排时程老师先在黑板上画出台阶，标上1、2、3、4、5、6、7，然后叫起一事先指定的同学问，这是什么，那同学说，台阶。程老师纠正说，错了，这是音阶。又问，这念什么，那同学便说一二三四五六七。程老师又说，错了，这念哆来咪发索拉西。这段对答既机智又显节奏，是课堂教学鼓励参与的范本。

正式观摩时，意外发生了，程老师画毕台阶，标好数字，转身笑吟吟地发问，这是什么，那同学倏地站起居然紧张地说，音阶。一时间，课堂死一般寂静。后来请教过相声业内人士，行话称此为砍牛头；如能继续应答，脱离设计称为现挂。这等绝活儿，非大师所不能为也。

我在农村小学上了三年，后随军迁往市内。

我掰着手指称颂和感激这些一生一世普普通通的人，他们的确是我的启蒙之师，常老师教我朗读要声情并茂，程老师教我唱歌要用心唱而不单单是用嘴。

班主任王老师更是教我们学认字也学做人，她让班里的一个后进生和我结成对子，让我们互帮互助。到了期末，这位农家子弟尝到了考试成绩优秀的乐趣，我学会了辨别麦糠和锯末的同时，还因帮助别人，内心升腾起崇高感。初写作文，王老师没因我写扫墓时用了敲锣打鼓字样而讽刺挖苦，只是问我，仔细想想，敲锣打鼓了吗?不久，我在另一篇作文中描写运动会，用上了运动员们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出起跑线，被她大加赞赏，当成范文。这些都使我体会到，成功的确让人心旷神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