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养怡会给人生带来莫大的幸福，而养怡莫过于养心。
　　
　　心非木石岂无感？心似映鉴万物的湖面，无论是片云还是孤鸿，只要被其照临都会留下一番影像。而心最忌讳的是忧愁，心之忧矣，维其伤矣。去掉忧愁，避免伤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养怡或养心。
　　
　　故而，养怡或养心，莫过于找乐，或者说让人生过得有趣味。在历史名人中，苏东坡称得上是一个最善于养怡或养心的人了。古有人生四大赏心乐事之说，苏东坡则认为，只此四件实在是太过吝啬，还应该乘以四：
　　
　　清溪浅水行舟，微雨竹窗夜话，暑至临溪濯足，雨后登楼看山，柳阴堤畔闲行，花坞樽前微笑，隔江山寺闻钟，月下东邻吹箫，晨兴半炷茗香，午倦一方藤枕，开瓮勿逢陶谢，接客不着衣冠，乞得名花盛开，飞来家禽自语，客至汲泉烹茶，抚琴听者知音。
　　
　　这十六件尽管皆是情为己系，乃兴之所至，可无一不让人怡情怡性，无一不妙趣横生，无一不境界全出。
　　
　　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陶晋公这段话，可以说是从一个侧面对苏东坡有关赏心乐事之说的极好佐证。
　　
　　于苏东坡而言，其赏心乐事还远不止这些。在他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时，既无实权，也无俸禄，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他便向政府申请了五十亩废弃坡地，自己耕种。犁锄忙碌闲愁少，稻谷丰肥秽草稀，小郡谁言无意趣，云心月性不相违，垦辟之劳，筋力殆尽，但他累却快乐着。
　　
　　可见，苏东坡是在告诉人们，养怡或养心不是一种被动，而是一种心灵的主动参与。梁启超也认为，人生最为合理的生活应该是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而明眼人一看便知，这觉得二字，就是在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了。觉得万事万物有趣味可以，但也不是对所有有趣味的东西一概全盘吸收，而是有所取舍有所选择。
　　
　　如何选择取舍？其标准又是什么呢？梁公认为，那些既能以趣味始，又能以趣味终的，才是我们所要紧追不舍的。譬如苏东坡的那般劳作，譬如游戏，譬如艺术，譬如学问。
　　
　　除了这些之外，像--读钱、喝酒、做官之类的事情，做时或许有趣，但并非能以趣味终，就该当在摒弃或少接触之列了。输了钱又如何？喝酒喝病了又如何？没有官做或罢官后又如何？
　　
　　梁公还认为，学问的本质才是以趣味始又以趣味终的，所以做学问才最符合趣味主义人生观的意旨。
　　
　　一个善于养怡或养心的人往往就会不生病和少生病。宋代的饶节在一首叫作《眠石》的诗中写道：静中与世不相关，草木无情亦自闲。挽石枕头眠落叶，更无魂梦到人间。他让人追求内心的宁静，正如在枕石而眠，于落叶抚慰的闲适中忘记世间扰攘纷争，忧愁疾病也就自然被挡在了门外。清代医书《养生至论》引林鉴堂诗：自家心病自家知，起念还得把念医。只是心生心作病，心安哪有病来时。养怡或养心，就会淡泊旷达，就会心安心静，如此不仅没有疾病来困扰，它还能让人长寿。所谓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行文至此，偶尔看到了周国平先生的一篇文章。他说，现在我的生活基本上由两类事情组成：一是读书和写作，我从中获得灵魂的享受；另一是亲情和友情，我从中获得生命的享受。亲情和友情使我远离社交场的热闹，读书和写作使我远离名利场的热闹。人最宝贵的两样东西，生命和灵魂，在这两类事情中得到了妥善的安放和真实的满足，夫复何求，所以我过着很安静的生活。
　　
　　周国平可以算是最明了养怡或养心真谛的人了。
　　
　　养怡或养心，是让人对所做之事，总觉得津津有味，总觉得兴致淋漓。它让我们乐观入世，做一个既热爱生活，珍惜生命，又懂得享受生活，提升生命质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