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情大性之人
　　
　　我从未见过父亲大白天躺在床上，或无所事事地闲坐着，他总是在画室里忙，似乎永不疲倦。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如果哪天画得不满意，他就会在吃饭的时候说：唉！今天对不起这碗饭啊！母亲说父亲是一个上马能SHA敌，下马能作赋的人，无时无刻不在做事，从不给自己任何借口。和许多画家相比，父亲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给后人留下了几千张画、几百万字的文章、几千方印。尽管父亲有与生俱来的艺术天分，但要有所成就，孜孜不倦地辛苦耕耘却是不可或缺的。
　　
　　父亲是真正的大情大性之人，这和许多大艺术家都有共同之处。他--BO大的-怀、淋漓尽致的艺术气魄、为人的义气以及无酒不欢的脾气，与他豪爽、直率的性格完全一致。但他内心世界的深沉却令他喜怒不形于色。我从未见过父亲乐不可支或捶-顿足地失态，即使喝了酒也是一样。如果有什么令他十分开心的事，也只是私下和我的母亲说。有时我听到父母的笑声，就赶去一探究竟，但父亲立即不说了，一副不关你小孩的事，快去做功课的态度。当然，父亲的苦恼也很多，社会关系、政治运动、文艺思想、创作、家庭经济、子女学业、健康凡此种种，无一不影响着父亲的心境。父亲从不议论或埋怨什么，但有时看见他一个人站在窗前沉思，眉宇间的隐忧却是显而易见。
　　
　　父亲内心的那种隐而不发的力量是巨大的，这在他的画里处处可以感受到。我见过父亲画风中飘逸的柳条，他紧抿着嘴，几乎是闭着气，用手在纸上轻轻地摩挲着，双眼极其有神地专注盯着。然后突然下笔，速度极快，有一种惊人的爆发力。而在这高速的线条运行中，粗、细、刚、柔、起、止、停、顿，无一不在掌握之中。画人物的脸部，虽然精细，速度也是极快的，在短短的一根细线里，倾注了无比多的心力。画泼墨的大山大水，更是集全身之力，振臂挥洒。下笔速度之快，大有迅雷不及掩耳、横扫千军之势。
　　
　　父亲的社交生活
　　
　　父亲非常勤奋，要求自己甚严，非常反感浪费时间，对毫无意义的拜访和闲聊更是冷淡至极，比如逢年过节时的应酬，他就避之则吉。尤其是拜年，父亲是最怕的了。母亲顾虑会得罪领导，劝他还是去一趟，但父亲坚决不为所动。母亲拿他没办法，只得和大哥小石商量。大哥倒劝母亲不必担心，说父亲之所以敢不去，自有他的道理，不会有事的。果然第二天一早，母亲担心的那些人就陆续而至。母亲这才释怀。
　　
　　父亲对那些追随他的学生倒是肯花时间，长篇大论地说着画的事，古往今来无所不谈，兴之所至还要留吃饭。对那些拿着画登门求教的年轻人，父亲也会耐心地一张一张地看他们的画。我小时候曾见过不少求学者的来信，有想学画不得其门而入的，有情深意切地诉说对父亲如何仰慕的，有因生活窘迫想找工作的，还有措辞激烈、立下军令状、要抛弃一切为艺术献身、坚决跟随父亲的血书，令人震惊。母亲说他们都是一些苦难青年，境遇坎坷，可感可叹。父亲也尽可能地设法为他们安排工作，多数都是在当地的文化馆。
　　
　　镜泊飞泉/傅抱石
　　
　　1960年，父亲任江苏画院院长后，经常要去画院开会，处理院务。曾经发生过一件趣事，当时江苏画院设在南京的旧总统府内，颇具气派。父亲常在那里出入，不知怎么就被在门口摆摊子的小贩注意到了。有一天傍晚，父亲路过画院门口，突然有一个衣衫褴褛的老者对着父亲深深一鞠躬，说：请求傅院长允许我在这里卖花生米！莫名其妙的父亲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看那人一脸沧桑地在冷风里站着，应该是做小生意的穷苦人，不像开玩笑，大概是找错了人，只好安慰他说：你卖吧，你卖吧！还特地买了他的一包花生米。事后父亲百思不得其解，和人说起，才知道原来那人把国画院当成国务院了，还打听到父亲是院长，想卖花生米找到父亲应该是没错的了！此事让我们笑了很久，但从没有人告诉那人真相，他也就一直平安快乐地在国务院的庇护下卖着他的花生米，每次见到父亲都要感激地叫一声傅院长！
　　
　　父亲名气大了以后，慕名而来的不速之客很多。时不时地在大门口就会出现一个陌生人，手里拎着礼物，说是经某某介绍特地来拜访的；又或者出现一个穿军装的，气度不凡，一脸严肃，还带着警卫员，自报家门是某某将军，要见傅抱石。母亲不知是何方神圣，当然不敢得罪，只好赔着小心上楼去请父亲。父亲当然是极不情愿放下画笔，我就无数次听见父母为此起争执。等到客人离去，母亲又督促着父亲送客人到大门口，但是等到对方一鞠躬刚直起身，准备说再见时，父亲已不见了踪影，弄得母亲哭笑不得，直说：还是把人给得罪了！
　　
　　但是有些人他是无法不应付的，那就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有来看望关心的，有为自己和某要人来求画的。当年康生及某些大领导，就曾以各种名目要了不少画。这些画当然都是无偿的，而且常常要点题。父亲为此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颇感无奈。但深谙世事的母亲知道这是要认真应付的，不能由着父亲的性子来。所以母亲更不轻松，除了要劝说，服侍周到，还要在画上帮忙出点子，在父亲烦恼的时候陪着他。
　　
　　省里的领导，更是不能忽视，近在咫尺，一抬脚就可以到你家坐坐，平日又对我们照顾有加，于情于理都不能拒人于千里之外。不但要陪着聊天，还要送画。
　　
　　至于家里遇到问题要求人帮忙，那是一定要报答的。人家也无所求，要画而已。父亲为了大姐的病寻医问，就不知送了多少画给有关的人。
　　
　　我记得父亲画桌旁的书架上，长年贴着一张长长的单子，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人名，总有一二十个吧！母亲说这都是父亲欠的画债。相信直到父亲去世，这些债都没有还完。
　　
　　父亲和酒
　　
　　父亲有一方非常著名的白底朱文闲章，刻着往往醉后四个字，通常会钤在他的得意之作上，颇有些自嘲的意味！
　　
　　但父亲确实是爱喝酒的，一生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艺术界人士所共知的。酒对于父亲有很特殊的意义，尤其是在他的绘画艺术里，酒更是起着微妙的作用。比方说，父亲构思画作时总是有一杯酒在手，以畅思路；在画的过程中，也要有一杯酒来振奋情绪；画得顺手时，则要喝一杯一鼓士气；不顺手时，更要喝一杯来排忧；如大功告成，兴奋之下那就更要痛饮几杯了！平日里和朋友高谈阔论时，手持一杯酒那是常事，就是晚上灯下读书也常有一杯酒相伴。总之，在父亲的生活中，酒是无处不在的。
　　
　　在傅厚岗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副清人的对联，镶着精致的红木框，父亲颇喜欢。上联是左壁观图右壁观史，下联是有酒学仙无酒学佛，豪放而潇洒。每当父亲手握酒杯轻吟之时，我总是要偷偷笑他只能学仙而不能学佛了。
　　
　　记得我10岁那年，在一个大雪之夜，家里有客来而酒却不够了，母亲正发愁，我就自告奋勇要去买。谁知雪深路滑，寸步难行，我不断跌倒又爬起来，但双手紧抱着的金奖白兰地却没摔碎。母亲见我浑身是雪，叹了一口气说：快拿给爸爸吧！
　　
　　父亲也深知这种癖好是个隐患，称之为病，自嘲：二十年来，此病渐深，每当忙乱、兴奋、紧张非此不可。特别执笔在手，左手握杯，右手才能落笔。不过他又细数唐伯虎、陈老莲、高凤翰等大师皆有此癖。更令人无奈的是他似乎不以早逝为虑，因为唐寅、徐悲鸿皆早逝。总之，父亲对喝酒虽然有些无奈、自嘲，也不太理直气壮，但喝酒有理的心态是毫无疑问的，虽然戒酒这件事常常被母亲颇为严肃地提起，父亲也态度很好地听着，似乎若有所悟，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其实从未真正打算戒酒。
　　
　　采芝图/傅抱石
　　
　　酒和父亲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他并不只是爱喝酒那样简单，其中的心态也不是别人可以真正理解的。我站在父亲的画前，感受那蒙蒙烟柳里荡漾的春意，那如醉的枫林里透出的火一般的炽热，还有那满纸潇潇的泼墨山水中烟雨弥漫的苍凉，我深深地被感动。这样的心-气魄，这样澎湃的激情，手中的笔，面前的纸，又怎能表达万一？当他生命的激流冲破了这一切时，怎一个醉字了得？有学者说父亲是一个有诗心的哲人画家，性格耿直狷介，醉后更见天真。父亲曾说：我认为一幅画应该像一首诗、一阕歌或一篇散文我大概能明白父亲在往往醉后里蕴藏着的巨大热情。
　　
　　父亲是死在酒上的。1965年9月，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落成，父亲为此画了一张大画，东道主派了一架飞机来接他去参加典礼。父亲爱喝酒的名声远播，各方人士热情有加，他从下飞机就没停过喝酒，都是高度数的白酒。几天下来喝的酒已经远远超过他能承受的量。听母亲说，父亲回来后心情很好，但很疲倦，脸色也差。午饭后就如常去睡午觉，并叮嘱母亲到点一定要叫醒他，因为下午要去省人大委员会开会，不可误事。谁知此时正好有朋友来访，母亲聊天忘了时间，等到她匆忙赶上楼时，父亲已经呼吸急促、脸色发紫、嘴唇发乌，差不多已陷入昏迷。母亲慌了手脚，冲下楼去打电话，突然听到父亲大叫了一声，震耳欲聋，然后就彻底地静了下来父亲就这样走了，事先没有人料到，当然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临终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我深知是酒害了父亲，令父亲过早地去世。但我并不记恨父亲的酒，父亲喜欢喝酒，自有他的道理。也许他在微醺之中，能感受到心灵的翅膀无比自由，可以冲破那些压抑在心里的晦暗和苦闷，释放出一切。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很久了，家中兄妹无人饮酒。但每逢清明去拜祭父母时，我仍会绕着父亲的坟墓倒上一瓶酒，让那竹林掩映的墓地弥漫着浓浓的酒香，我深信父亲是一定能闻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