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季羡林先生回忆：叶公超讲英文，几乎从不讲解，一上堂，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原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喊一声：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他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
　　
　　学生摸出了这个规律，谁愿意朗读，就坐在前排，否则往后坐。有人偶尔提出了一个问题，他断喝一声：查字典去！
　　
　　这一声狮子喉有大威力，从此天下太平，宇域宁静，相安无事，转瞬过了一年。
　　
　　康有为见了一次廖平，一听他说六经有一部分是伪的，就气得和他吵了一架，不欢而散。哪知才过了几个月，康就说六经全是伪的。
　　
　　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在龙泉寺，忧愤之下，决定绝食，并留下遗言：我死之后，中夏文化亦亡矣！他的弟子吴承仕、钱玄同等屡屡劝他进食，他都不为所动。最后，吴承仕问他：先生，您比弥衡如何？章答：弥衡岂能比我？吴接着说：刘表要SHA弥衡，自己不愿戴SHA士之名，故假黄祖之手。如今袁世凯比刘表高明，他不必劳驾什么黄祖，而让先生自己SHA自己！章太炎一听，大吃一惊，马上停止绝食。
　　
　　梁启超中举甚早，春风得意，他于当时流行的训诂词章之学亦颇有涉猎，并因此沾沾自喜。他18岁那年，与屡试不第的老秀才康有为进行了长达9个半时辰的抵掌之谈，自感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乃至夜不能寐。他于是尽弃所学，拜在康的门下，成为康的大弟子。
　　
　　1918年4月，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但在启程前几天，他告诉大家：他决定不去法国。毛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对此解释说：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个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章太炎在成都时，有一客叙述己贫，请求他向四川当局推荐。章太炎听了勃然大怒说：你一贫已至此，若至穷时又将如何？在座的赵熙以为是章的旧友，为打圆场，就说：贫与穷亦有异乎？章太炎说：异甚，所谓贫者，以其贝（古人以贝为钱）分之于人，而己身尚不致一无所有；若穷则弃家而无有，孑然一身，藏身穴内，安能与贫并论乎？后来，赵熙对他人说：我读书数十年，今日方才懂得贫穷两字字义啊！
　　
　　章太炎在把印度与当时的中-国加以比较后认为，中-国人患有六种精神痼疾：诈伪无耻，缩肉畏死，贪叨图利，偷惰废学，浮华相竞，猜疑相贼。
　　
　　1923年，王造时在《清华周刊》发表文章说：对于讲学问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钦佩；对于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怀疑。以此为国民党辩护。十年之后，王同样激烈地批评国民党，朋友说他自相矛盾，王反问：是我变了呢？还是国民党变了呢？
　　
　　鲁迅曾在厦门大学担任教授。其间，校长林文庆经常克扣办学经费，刁难师生。某次，厦大的教授和研究院的负责人开会，林提出将经费削减一半，教授们纷纷反对。林文庆说：学校的经费是有钱人给的。所以，只有有钱人，才有发言权！他刚说完，鲁迅就站起来，掏出两个银币，啪的一声放在桌子上，厉声说：我有钱，我也有发言权！
　　
　　李耀先去拜见老师熊十力，在熊家用餐。李一口气吃了九个汤团，碗里还剩一个，他怕不礼貌，勉为其难又吃了半个，实在吃不下去了。正在为难之际，只听熊十力在桌上猛击一掌，怒喝道：你连这点东西都消化不了，还谈得上做学问、图事功？犹如当头棒喝，李顿时汗流浃背、豁然开朗，肚量为之一宽，最后半个汤团很容易便吞下去了。
　　
　　抗战期间，白崇禧聘请翻译家乔大壮为参议。一次，白将乔的文稿改了几个字，乔勃然大怒道：阁下是总参谋长，我是中央大学教授，各人自有一行。你能改我的文章，我也改你的作战计划，如何？白崇禧只好认错。
　　
　　1932年，许德珩出狱不久，杨杏佛找到他，要他参加民权保障同盟。许说：我自己的人权都保障不了，还保障人家的民权？杨杏佛答说：我们就是需要你这样的人来保障民权。
　　
　　民初，逐僧毁寺渐成风潮。滇军师长李根源亲自督军上山，指名捉拿虚云。虚云只身往见。李根源责问：佛教何用？虚云答说：自古立国皆以政教并化，政能治身而不能治心，惟教能治心；心为万物之本，本得其正，何身之不治？李为之折服。
　　
　　民初，北京的教授们经常领不到薪水，一次，几百位教员去要求政府发放欠薪，遭到武装宪警的镇压。法政大学校长王家驹像--一样躺在地上。北大政治学教授李大钊挺身与士兵理论，责备他们毫无同情心，不该欺负饿肚皮的穷教员。北大国文系教授马叙伦额头被打肿一大块，鼻孔流血，对着宪兵大喊：你们只会打自己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去打--人？
　　
　　梁漱溟年轻时曾想做和尚。当少年中-国学会请他做宗教问题演讲时，他准备讲稿不如意，不得不放下笔，随手翻阅《明儒学案》。在东崖语录中忽然见到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八个字，不觉心凉，顿时头皮冒汗，默然有省，遂由此决定放弃出家之念。
　　
　　蒋光慈在《异邦与故国》中写道：近来中-国有许多书籍，都是译自日文的。如果--人将欧洲的哪一国的作品，带点错误和删改，译到--来，而中-国人又将这部作品，带点错误和删改，从日文译到中-国去，试问这作品岂不是要与原作不同了一半吗？
　　
　　蒋介石年轻时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曾请孙中山为他题写弱肉强食，优胜劣败八个字。孙中山很不以为然，拖延半个月后，却送给蒋另外八个字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家多以中-国人民素质不足为借口，拒绝或暂缓实行民主宪政。即便伟大如孙中山，也要在实行宪政之前，先来一个训政时期。对此，胡适反驳道：人民参政并不须多大的专门知识，他们需要的是参政的经验。所患的只是怕民众不肯出来参政，故民治国家的大问题总是怎样引导民众出来参政。只要他们肯出来参政，一回生，两回便熟了；头回上当，二回便学乖了。故民主制度本身便是最好的政治训练。
　　
　　1957年，《北京日报》刊出华南圭认为北京城墙应当拆除的意见，梁思成反驳道：他说拆城墙有很大经济价值，拆下来的砖可以盖多少楼云云。那么你看这些汉镜不也可以熔了铸几十个铜板么？这些陶俑也可以砸碎了拿去铺马路！
　　
　　文革后，多人为聂绀弩的冤案奔走，戴浩与聂夫人周颖拿到了有关政策文件，周颖先看文件，一边读，一边说：有了这个文件，事情就好办了，咱们的问题都能解决。周颖要聂也看看，聂不看。他还带着冷笑讥刺戴浩和周颖：见到几张纸，就欣喜若狂；等平反的时候，你们该要感激涕零了吧！
　　
　　巴金反思文革：我回头看背后的路，还能够分辨这些年我是怎样走过来的。我踏在脚下的是那么多的谎言，用鲜花装饰的谎言。
　　
　　有一年，金庸到台湾，跟李敖聊天，特别提到，在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已是虔诚的佛教徒了。李敖说：佛经里讲七注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给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窘得无以对答。李敖认为，金庸的信佛，是一种选择法：凡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就叫做金庸式伪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