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我在大学念书，我常常去台北监狱探访受刑人，我还记得那时候，台北监狱在爱国西路，我们的办法是和受刑人打打篮球，同时也和一些人聊聊天。
　　
　　当时，有一位黝黑瘦高的受刑人似乎最和我谈得来，他很喜欢看书，因此我就设法送了很多书给他看，我发现在众多的受刑人中间，他所受的教育比较高，他是台北市一所有名中学毕业的，比我大七八岁。受刑人每星期大概可以有三次见客的机会，我去看别的人都会吃闭门羹，可是这位受刑人，永远可以见我，至少我从未吃过闭门羹。
　　
　　他常在我面前提起***妈，说***妈是位非常慈祥的女性，他说***妈常常来看他，可是我始终不太相信这一点。
　　
　　这位受刑人当时所住的地方其实是看守所，没有定罪的受刑人都关在这里，审判终结的人才再换到其他监狱去。我的这位朋友有一天告诉我，他要搬家了，因为他已被定罪，要正式服刑了。我这才发现他有军人身份，大概是在服兵役时犯的罪，所以要到新店的军人监狱去服刑。当他到新店的军人监狱去服刑时，我也成了预备军官，我在台北服役，周末有时会去看他。我记得要去新店的军人监狱，要经过空军公墓，再经过一条大树成阴的路，军人监狱就在这条路的尽头。
　　
　　有一次我去看他，发现他被禁止见客，我向警卫询问，发现大概一个多月以后才可以看到我的朋友。一个月以后，我终于看到他了，这次他告诉我一个很可怜的故事。他说他在服刑期间做工，也赚了一些钱，我记得那个数字实在少得可怜，可是这是他全部的积蓄，因此他一直偷偷地把这几十块钱放在一个很秘密的地方，没有想到他的某位长官把他的钱偷掉了，我的朋友一气之下和他的这位长官大打出手。各位可以想像我朋友的悲惨遭遇，他这种犯上的事情是相当严重的，他被人在晚上拖到广场去痛打一顿，事后他被关在一间小的牢房里，而且二十四小时地戴着手--。
　　
　　我的朋友告诉我这些事情时流下了眼泪，我们谈话的时候，旁边总有一个身强体壮的兵在旁听，说到这些事，我记得那个兵面无表情地看着远处，假装没有听到。
　　
　　忽然我的朋友又提到***妈了，他说你如果看到我的妈妈，一定会比较看得起我，他说他常常感到万念俱灰，可是一想到妈妈，他心情又会比较好一点。
　　
　　既然他一再提起***妈，我就问了他家地址，然后我在一个星期六的黄昏，骑了我的老爷脚踏车，到他家去看他的妈妈。
　　
　　他的家在现在的忠孝东路，在当时，那条路叫做中正路，我发现他的家好远，快到松山了。房子是典型的日式房子，附近每一栋都一样，显然是中低层公务员宿舍。我穿了全套的空军少尉制服，很有礼貌地介绍我自己，也报上我朋友的名字。
　　
　　这家人好像有几个比我还年轻的小孩，我被安顿在他们大约两三平方米大的客厅里坐下，我记得这个客厅里布置得极为简陋，只有几把破旧的椅子，我坐下以后，发现气氛有点不自然，而我很快就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我朋友的爸爸进来了，他们父子很相像，他非常严肃地告诉我，他早已不承认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因为他简直不能相信他们家会有这种丢脸的儿子，所以不仅早已不和他儿子来往，而且也一直禁止家人和他来往。自从他进了监狱，他们全家没有一个人和他来往过。
　　
　　我立刻想起，怪不得我一直可以见到我的好朋友，原来他的妈妈事实上从来没有去看过他，他说我的妈妈来看我，只是他的一种幻想而已。
　　
　　我也看到了他的妈妈，他的妈妈是个典型的中国妇女，瘦瘦的，个子相当矮，衣着非常朴素，她始终没有讲一句话。
　　
　　我却不管他爸爸怎么讲，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全家人，我的朋友非常想念他的妈妈。可是这位严厉的爸爸却暗示我该滚蛋了，我想亏得我穿上空军制服，而且自我介绍过我是台大电机系毕业的，否则我早就被赶出去了。
　　
　　我以非常失望的心情离开他的家，他的爸爸在门口还提醒我以后不必再来了。
　　
　　可是我的脚踏车才一转弯，我就听到了后面的脚步声，他的一个妹妹匆匆赶来，叫住了我，他的妈妈跟在后面，她要知道如何能找到她儿子，因为她要去看他。我赶快告诉他们如何到新店军人监狱，她们以最快的速度谢了我，马上赶回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