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旬老母病情突然危重，我立即从北京返回上海。几个早已安排的课程，也只能请假。对方说：这门课，很难调，请尽量给我们一个机会。我回答：也请你们给我一个机会，我只有一个母亲。我这门课，没法调。
妈妈已经失去意识。我俯下头去叫她，她的眉毛轻轻一抖，没有其他反应。按照电视剧的模式，她的眼角会流出一滴热泪，但没有。妻子说，如果真有眼泪，证明妈妈还很清醒，而这种清醒就是痛苦。我终于打听到了妈妈的最后话语。保姆问她想吃什么，她回答：红烧虾。医生再问，她回答：橘红糕。她突然觉得不好意思，就咧嘴大笑。笑完，彻底屏蔽。橘红糕是家乡的一种米粉粒子，妈妈儿时吃过。在生命的终点，她只以第一食品和最后食品来概括一生，然后大笑。2012年11月19日妈妈的脸，已经不会再有表情。听舅舅说，早年在上海，她也算是大美女。与爸爸结婚后，难于在抗战时期的上海安家，妈妈就到她陌生的余家乡下居住。但这一对年轻夫妻少想了一个关键问题：家乡没有学校，孩子出生后，怎么完成最基础的教育？这孩子，就是我。
妈妈的头发在今天的病床上还只是花白。在我牙牙学语的那些年，她那头乌亮的短发，是家乡全部文化的中心网站。办识字班、记账、读信、写信，包括后来全村的会计，都由她包办，没有别人可以替代。她的这头头发，清扫了家乡上世纪50年代以前的文盲荒原。妈妈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带着她幼小的儿子。等到家乡终于在一个破旧的尼姑庵里开办小学，她的幼小儿子一进去，就被发现已经识了很多字，包括数字。几个教师很快找到原因了，因为小孩背着的草帽上，写着四个漂亮的毛笔字：秋雨上学。是标准行楷。至今记得，年轻的妈妈坐在床沿上，告诉我什么是文言文和白话文。她不喜欢现代文言文，说那是在好好的头发上扣上一个老式瓜皮帽。妈妈在文化上实在太孤独，所以把自己幼小的儿子看大了，当作了谈心者。到我七岁那年，她又把扫盲、记账、读信、写信这些事，全都交给了我。妈妈把这些重任交给我的时候给了我一个代价：今后我的全部家庭作业全由她做。但由于我的同学家都点不起油灯，学校早已取消家庭作业，于是妈妈转而为我做暑假作业和寒假作业。我小学毕业后到上海考中学，爸爸听说我从来没做过家庭作业，吓了一大跳。我到上海考中学，妈妈心情有点紧张，她害怕独自在乡下的育儿试验失败而对不起爸爸。我很快让他们宽心了，但他们都只是轻轻一笑，没有时间想原因，只有我知道。我获得上海市作文比赛第一名，是因为已经替乡亲写了几百封信；数学竞赛获大奖，是因为已经为乡亲记了太多的账。2012年11月20日妈妈好些天已经不能进食，用鼻饲的方式维持生命。我妻子定时用棉花签蘸清水湿润她的嘴唇。从她小小的嘴，我想起，她一辈子最大的事业，就是在一个个极端困难的灾难中，竭力让全家那么多嘴，还有一点点东西吞咽。这个事业，极为悲壮。
1962年经济稍微恢复，我还因饥饿浮肿着，有一天妈妈要我中午放学后到江宁路一家极小的面店去。那儿开始有不凭粮票的汤面供应，一人只能买一碗，八分钱，浮着数得出的几根面条，但是，排队的时间是两个半小时，队伍长到半里路。我放学后到那里，妈妈已经端着一碗汤面站在那里等我。妈妈的右手在输液，我一次次摸着，还是温热的。文革中，我爸爸被关押，叔叔被害死，全家顿失经济来源，我还在学校受造反派批判，已经没钱吃饭。那天妈妈来了，叫着我的小名，就用这只右手握着我的手，我立即感觉到，中间夹着一张纸币。一看，两元钱。很快，我通过侦查，实地看到了这钱的来源。妈妈与其他几位阿姨，到一家小工厂用水冲洗一叠叠铁皮。她们都赤着脚，衣裤早已被水柱喷湿，那时天气已冷，而那铁皮又很锋利。洗一天，才几毛钱。上次她塞在我手里的，是她几天的劳动报酬。想到这里，我又用手，伸到病床里，摸着了妈妈的脚。2012年11月22日蔡医生询问我妻子，妈妈一旦出现结束生命的信号，要不要切开器官来抢救，包括电击？妻子问：抢救的结果能让意识恢复吗？医生说：那不可能了。只能延续一两个星期。妻子说，要与我讨论，但她已有结论：让妈妈走得体面和干净。
我的意见就是妈妈自己的意见，这是身上的遗传在发言。妈妈太要求体面了，即便在最艰难的那些日子，服装永远干净，表情永远典雅，语言永远平和。到晚年，她走出来还是个漂亮老太。为了体面，她宁肯少活多少年，哪里在乎一两星期？2012年11月25日妈妈，这次，您真要走了吗？乡下有些小路，只有您我两人走过，您不在了，小路也湮灭了。童年有些故事，只有您我两人记得，您不在了，童年也破碎了。
妈妈，从二十岁开始，我每次要作出重大选择，首先总会在心中估量，万一出事，会不会给您带来伤害。您平日的表情举止，都让我迈出了像样的步伐。如果您不在，我可以不估量了，但是，一切行动也就失去了世代，失去了血脉，失去了力量。妈妈今天的脸色，似乎褪去了一层灰色。我和妻子心中一紧：妈妈，您的生命，会创造奇迹吗？多么希望，您能在我们面前安睡更长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