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岁时，敬一丹对着镜子说：我都有皱纹了。妈妈看着她说：少有少的美，老有老的美。
五十多岁时，敬一丹遇到朋友的妈妈石铭阿姨。已经九十多岁的老人家对敬一丹说，在自己六十岁离休的时候，定了一个三十年计划：办一份报、出几本书。
敬一丹为这个计划感到吃惊：离休了，散淡日子慢慢过呗，老人家不但定计划，还定了三十年的计划。一年又一年，她实现了一个个预定的计划。在老年社区办了一份报，忙忙碌碌操持着，书也一本一本按计划出版。
和95岁的石铭阿姨比，我可不才年方六十嘛。敬一丹笑着说。
一年多来，敬一丹在写一本名为《我遇见你》的新书，用写书的方式好好地看了一下自己走过的路。敬一丹说：之所以叫这个书名，是因为做记者、作为一个电视人，职业让我有了这么多遇到。假如不是有了这些遇到，我今天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作为一个电视人能够遇到那么多人，是有缘、有幸。
发黄的纸张、生锈的曲别针，敬一丹把以前攒的笔记本都拿了出来，把做过的节目一个个都回忆了一遍。我做这件事情，其实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也给观众一个交流。不做这个事儿就好像有事没做完似的。这就是A型血的特点，做事要有头有尾。敬一丹说。
我是我们那疙瘩普通话最好的
4月底的最后一个周末，敬一丹回到了母校中-国传媒大学。在青年学生中间，她的心情完全放松了下来。学生提问：假如回到二十岁，你会做什么?将敬一丹拉回到林海雪原的知青生活。
1972年，敬一丹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小兴安岭青河林场当知青，一当就是5年。我们和你们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缺少选择。敬一丹20岁的时候，眼前可选择的机会很少。工农兵学员是推荐的，推荐哪个是哪个。推荐哪个都很向往。她曾先后被推荐到大连外国语学院和沈阳铁路学校等地方深造，但都没有成功。直到黑龙江省电台替北京广播学院(今传媒大学)来招生，敬一丹被推荐成功，成为1976年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
刚入学，敬一丹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看不到问题和差距。老师问同学你是哪儿来的?以前是做什么的?敬一丹用浓重的东北口音说：黑龙江哈尔滨，是知青。
敬一丹回忆着：老师说，哎呀，同学你东北口音太重了。我有口音吗?我是当地广播站的广播员儿，我是我们那疙瘩普通话最好的。你这调值都不对。啥叫调值啊?你这嗓音太白了。啥叫白啊?
敬一丹同宿舍的同学都是各省电台的播音员。水平比她高出一大截。老师给她的练声材料和别人都不一样。别人练八百标兵奔北坡的时候，我还有另外一份，练调值。一直到第一次考试，敬一丹才开始有了自信。考试内容是在一个小教室录音，读一个有救人情节的小故事。我就把调值啥的给忘了。念那个小故事念得特别投入。特别意外，成绩得了优。老师说：你是基础不如别人，但是你念稿件的时候注重内容，这是正确的播音创作道路。这几句点拨给敬一丹带来了很大的鼓舞。
出了英语考场，那自卑就像是文盲遇到了识文断字的人一样
工农兵学员的学制只有两年，没有开设英语课，学习条件也很艰苦，甚至播音专业的小课要在宿舍里进行。带着太多遗憾，敬一丹回到了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没过多久，她发现自己的写作能力下降了。天天播音读稿子，自己不会写东西了。这样下去不完了吗?敬一丹想再次深造，途径只有一个，考研究生。
在偌大的哈尔滨，敬一丹的视野里找不到一个文科的研究生。想借鉴经验是不可能了。为了了解题型，她第一次走进了考场。在英语考场上，敬一丹平生第一次看到了英语试题。那时候，我勉强认全了26个字母。怎么连在一起都不认识呢?怎么别人都会呢?敬一丹说，在不能提前交卷的30分钟内，她只能这行填上A，那行填上B.深深地自卑啊，那种自卑就像是一个文盲遇到了识文断字的人一样。出了考场，敬一丹下定决心，学英语。
周一、三、五学许国璋英语第三册，二、四、六学第四册，周日还去上托福。在这种强度下，敬一丹进了三次研究生考试的考场，最终英语66分，考取了北京广播学院的研究生。
敬一丹读研究生的时候，电视台主持人刚刚出现。这不就是我隐隐约约感觉到的方向吗?采编播合一的主持人。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敬一丹的题目是《论节目主持人的语言特点》，是中-国第一篇关于主持人的论文。
导师齐越是开国大典的播音员，很多人担心传统的齐越老师不会同意这个题目。当时播音系没有一个老师有主持人的实践，电视台刚刚有实践，甚至看不见一篇像样的体会文章。敬一丹向导师汇报了自己的题目，齐越教授立刻表示了赞许。他吩咐敬一丹：你要从调研开始。齐越教授写了几个纸条给沈力、虹云、徐曼等人，相当于路条。这些人都是中-国主持人的开拓者。
敬一丹愉快地回忆着写给沈力的内容：沈力环(沈力原名)同志，我的学生小敬要研究节目主持人，请你帮助她。论文答辩时，敬一丹已身怀六甲。我是一边孕育论文，一边孕育我女儿。站在导师齐越教授的塑像前，看着翠绿的松柏和成片的核桃林，敬一丹回想起很多。
我先是研究者，后是实践者。我研究以后发现，成功的主持人，无一不是采编播合一的。这就是我对主持人的认识，这是规律性的东西。敬一丹总结说。
研究生毕业后，敬一丹留校当老师。张泽群、孙晓梅、张政这些85级的新生成了敬一丹的学生。敬一丹故作镇定地讲课。看着孙晓梅他们聪明的眼神，她的心里一阵阵地发虚：我拿什么献给你，我的学生?学校派敬一丹去中央电视台实习，实践之后，积累素材，回来写电视播音讲义。结果就一去不复返了。
1988年，敬一丹到了中央电视台。去电视台，每天都是新鲜，每天都是陌生，把心底里的欲望唤起来了。敬一丹说。
迟钝，也许成全了我
28岁，敬一丹考取研究生;38岁，创办了《一丹话题》;40岁，加盟《焦点访谈》。
1995年，敬一丹刚到《焦点访谈》不久，《中-国青年报》一位女记者采访了敬一丹。专访见报了，标题是：《敬一丹另一种中年》。啊?我成了中年?这个标题让敬一丹感到意外。又有一家东北的报纸标题写：《敬一丹，与年轮抗争》。谁抗争了?谁去一圈一圈数年轮啊!敬一丹说。
38岁，敬一丹创办《一丹话题》，脑力体力满负荷投入，也没觉得和十年前有什么不同。
40岁，敬一丹加盟《焦点访谈》。想都没想年龄的事儿，这和年龄有关吗?敬一丹说，她是在报人的提醒下才意识到，人到中年了，真够迟钝的!当时《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团队的平均年龄三十岁左右。崔永元、水均益，比她小八岁，白岩松比她小十三岁。遇到有人拐弯抹角地问她：你中学是那届的?敬一丹索性痛快地直接说出自己的年龄。
和年轻人一起，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同。看到白岩松精力旺盛反应飞快，她会想：是新闻素质使然，性格使然，与年龄有什么关系呢?我对年龄感觉有点儿迟钝。
对性别，敬一丹同样迟钝。早期《东方时空》，严重阳盛阴衰，只有敬一丹一个女主持人。敬一丹就自己凑合着化妆。化妆师徐晶来帮忙：黄台长嘱咐了，你快去帮帮敬一丹吧!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敬一丹平常采访、出差、走山路，熬夜编片，也很少想到女士优先，被关照这一层。作为一个中年女性主持人，我对年龄、性别的迟钝，也许成全了我。这种迟钝，使我对这组词的最后一个词主持人更敏感更在意，职业的要求往往是首要的。
很多精英，因为看了新闻评论部的内部年会才决定加入央视敬一丹庆幸人到中年时，到了一个年轻的群体中。加盟《焦点访谈》后，第一次参加年会就大感意外。舞台上，有穿着雪白纱裙跳四小天鹅的四条汉子。群众大模大样坐着，头儿殷勤地端茶倒水，领导的钱包被主持人拿出来，问也不问把钱撒向众人，平常严厉的制片人，也得经得住捉弄。
后来的年会，就成了一个盼头。年会的时候总是把最聪明的人集中起来。这也是一种表达。有一个策划的班子。我肯定不是策划班子里的，那是比我更聪明的人在那里。
2002年，新闻评论部内部年会《东方红时空》，荧屏前严肃的敬一丹、康平穿上了六五式旧军装，作为晚会的主持人。
后来，这台联欢会上了网，好多年后，仍然会引起议论。
在这里你能看到人们的关系，甚至是一种文化。你就会觉得他们为什么这么友爱、平等、有趣，有那么多的火花呢?在这里没有那种很森严的等级，可以调侃戏谑。敬一丹说，曾经有杂志登出醒目的封面文章：弱智的中-国电视。时间副主任笑眯眯地有点居心叵测地把杂志的人请到年会现场。那人看后说：这些人不弱智!
2000年，《东方时空》7周年节目，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把网络引到直播间。崔永元带领着演播室近百名观众和网友，万炮齐轰主持人敬一丹、白岩松和水均益。全是批评，不是夸你怎么好。敬一丹说，在这样的环境下，就感觉到我们和观众的一种信任关系。
有一个观众对敬一丹说：你很有道德的感召力，但没有票房的号召力。你要是像崔永元一样，有点缺点就好了。敬一丹理解，表现太完美，总让人觉得是在掩饰，会产生距离感。我们当时觉得这个女孩这么有见解，节目一结束，我们就让她加盟东方时空了，成了我们的同事。
在央视先后迎接两位总理时，她反复说起舆论监督
1998年10月7日，《焦点访谈》迎来朱镕基总理。
朱总理是《焦点访谈》最忠实的观众，常在国务院的会议上提及《焦点访谈》。
常对节目内容作出迅速直接的反应，节目曝光的问题会连夜出现转机，第二天就有反馈的结果。作为记者，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看到我们的舆论监督能那么直接地推动社会，推动某项政策的出台，推动某个错误的纠正，特别有职业的成就感。敬一丹说。
总理进到台里了。敬一丹因为接受了请总理给《焦点访谈》题词的任务而有些忐忑。朱总理曾约法三章，不题词、不剪彩、不收礼。怎么好让总理破例呢。
朱总理走进《焦点访谈》演播室。短暂的静场后，敬一丹对他说：总理，现在您看到的这些记者，只是我们《焦点访谈》的十分之一。总理说：你们那么多人啊?敬一丹说：是啊，我们很多年轻同事都到各地采访去了，他们都想和您交流，但有工作回不来，您能不能给他们留句话?
中宣部部长丁关根说：不要请总理题词。敬一丹赶紧说：不是题词，是给我们年轻记者留句话。总理笑了。
方宏进把题词本摆在台子上。演播室一片安静。总理落笔了：舆论监督，群众喉舌。白岩松站在总理后面鼓起掌来。总理说：我还没写完呢!总理又写：政府镜鉴，改革尖兵。演播室一片掌声。
朱总理和敬一丹他们谈了很多问题。其中谈道：什么叫正面报道为主?是指99%都应该正面报道吗? 98%、80%就不行吗?我看51%不也行吗?
农民的话被总理引用。总理说，现在农村老百姓和干部打交道有句口头语：你听不听?不听，我们《焦点访谈》见。这说明《焦点访谈》在农民中间有影响，农民觉得有说话的地方，有人帮他们说话，而且说了话干部不听不行，有权威。
在谈到政府镜鉴时，朱总理说：我们确实从《焦点访谈》了解到我们不能了解的情况，它像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的政策究竟能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我们下去往往了解不到真实情况，他们事先都准备好了，叫你到哪儿去视察就去哪儿视察，坐下来就听汇报，谁跟你说心里话呀!我在《焦点访谈》就能看到许多真实情况。
很久以后，2011年，《朱镕基总理讲话实录》出版。在348篇讲话中，有68次提到《焦点访谈》。《焦点访谈》在那个时代几乎成了舆论监督的代名词。
2003年8月26日，温家宝总理来到中央电视台视察。敬一丹心里斟酌着：怎样用一句话说明《焦点访谈》近年的处境?怎样更醒目地提出问题?
《焦点访谈》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历了最有锋芒的时期。风风雨雨过后，渐失锋芒，从巅峰上下来了。
温家宝总理来了，敬一丹开口说了第一句话：温总理，1998年《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内容在全年节目中所占比例是47%，到2002年，降为17%.
敬一丹接着说：舆论监督内容减少，一个原因是舆论监督的环境在变化，干扰在增强。现在，舆论监督的节目几乎都遭遇说情。说情已经从熟人老乡同学出面发展到组织出面。制片人、主任、台长不得不用大量精力应付说情，有的节目就在这种环境里夭折了。这使得《焦点访谈》的特色不那么鲜明了，有的观众的心情也从期待变成失望。在众多类型的节目中，《焦点访谈》节目并不是一个让人开心、舒服的节目，它是给人痛感和警示的节目，它对社会的意义，就如同让人对自己身上的疥疮保持痛感一样，进而保持整个社会肌体的健康。营造良好的舆论监督环境，让《焦点访谈》保持鲜明的监督特色，是社会需要的，是百姓希望的。
中-国需要舆论监督，同时需要舆论监督的土壤，在我们前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考验着耐力和承受力。敬一丹说。
有时她问自己：这还是《焦点访谈》吗?
《焦点访谈》的主持人值班是按周轮换，有时，敬一丹值班一周，没有一期节目是舆论监督的。周末最后一天，敬一丹问自己：这还是《焦点访谈》吗?有人久不见面，遇到了她，问：你现在主持什么节目呢?敬一丹说：一直在主持《焦点访谈》啊!对方说：哦，很久不看了。有人甚至说：现在还有《焦点访谈》吗?这是以另一种方式说：你们还有锋芒吗?
敬一丹有心记录下从1998年到2014年，《焦点访谈》播出的监督类节目的数量。最多的是1998年，共130期。最少的是2011年，只有24期。2014年为68期。
在敬一丹眼里，《焦点访谈》不仅仅是一个电视栏目，它是中-国民主法治进程中的一个特殊产物，在中-国社会有些渠道还不畅通的时候，《焦点访谈》承担了超出一个电视栏目所能承担的观众托付。
1994年《焦点访谈》刚刚创办的时候，中-国很多百姓，特别是穷乡僻壤的草根阶层还不知道舆论监督为何物，舆论监督这个词对当时的很多人来说，几乎是生词。
在中-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报纸、广播、电视鲜有批评之声。缺少监督，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社会面貌。
最初《焦点访谈》很多话题是不能碰的，比如说戴大盖帽的，意味着权力。警察、法官、税务、工商，只要是代表着权力，都曾经是禁区。早期《焦点访谈》有很多这样的镜头：正在拍摄监督对象的时候，争论、冲突、肢体冲撞，摄像机猛烈摇晃，粗暴地上来一只手不许拍摄!
敬一丹说：那个时候大盖帽一出现在我们的镜头里，大家都紧张。舆论监督怎么推进呢?省会不行，那我们找一个县;中心城市不行，我们找不那么敏感的小城市，有点农村包围城市的意思。我们在一寸一寸地开拓着舆论监督的空间。
《焦点访谈》最初，如果拍到不许拍照、推搡记者挡镜头时，特别暗自兴奋，初期时这些镜头直接编到节目里，很有力量，观众一看就会觉得：那是坏人。但这种判断太简单了。
后来主动减少，甚至不用这些镜头了，《焦点访谈》从最初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慢慢变成了讲理的中年人。在她看来，韧性、坚持，远远比任性重要。
前些天有一次和观众见面的活动，一个中年人对敬一丹说，我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你，我只是想跟你说一句话：我真的很感谢，那些年你们为我们说话。敬一丹说：原来在《焦点访谈》初创的时候，是一花独放，所以它的力量非常的引人注目。当舆论监督遍地开花的时候，人们期待《焦点访谈》还像当年一样引人注目。但主战场已经分散了。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看清了生活本来面目后，依然热爱它。
敬一丹早年遇到年轻观众，观众会说，我昨天看了你们的节目。那时候《焦点访谈》播出的节目，第二天就会引起街谈巷议。后来，就变成：敬老师，我们小时候经常看你们节目。
情况还在慢慢起变化。敬一丹有一次走进大学的时候就听到学生对她说：敬老师，我妈妈特喜欢你。一开始听到这样的话，敬一丹总是要问：那你呢?非得逼着人家说，那我也挺喜欢的。
近一两年又起了变化。遇学生说，敬老师咱们照张相，我回去给我奶奶看看。媒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年轻人从小时候跟家人一起守候电视，到转向了新媒体的怀抱。敬一丹特别在意年轻人在想什么，做什么。
敬一丹的女儿在公益组织美丽中-国工作。这使得敬一丹更多地接触到公益活动和其中的年轻人们。美丽中-国最大的特点是从中-国一流大学招募优秀的、对教育有热忱、具有领导力的毕业生，经过严格、密集的培训后，输送到教育落后地区完成两年的全职、一线的教学任务。年轻老师们在低收入地区待满两年，这是专业、职业的公益行为。敬一丹解释说。
郭美美事件让我女儿很想去了解规范、可持续的慈善是怎样的，所以她辞去原来的工作加入美丽中-国担任募资人。她告诉我之前的工作没有让她内心真正感到满足，想做能够面对更多人的工作。当她将内心的想法告诉我时，我非常理解她。敬一丹说。
在面对这些年轻教师的时候，敬一丹非常惊讶，这些在她眼里还是孩子的教师去到落后地区面对一群孩子，给孩子们带来了许多第一次。过去在那些教育资源贫乏的地区，有的连课都排不出来，这些年轻人去了之后，给孩子们上课，打开了他们的眼界，让他们知道了山外面还有另一个世界。
在云南，四个年轻教师给孩子们办起了合唱团，将孩子们的潜能挖掘出来，给孩子们带来了很大乐趣。孩子们的变化特别大，最大的变化就是眼神，变得灵动了。这些年里，美丽中-国的600名教师影响了近十万名学生。
两年的支教，让这些年轻人也收获了很多。敬一丹曾经被一个小老师说过的话深深感染：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在看清了生活的本来面目之后，依然热爱它。
敬一丹说，退休后，会有更多的时间去美丽中-国做志愿者。但我没有想清楚我能做些什么，能给孩子们上什么课。我想我是不是可以给这些小老师们讲讲如何与人沟通。因为沟通一直是中-国社会很缺少的一种训练或者是一种素养。
退休之际，她问自己：怎么那么多孩子让我念念不忘?
回头梳理这么多年接触的采访对象，敬一丹在心里沉淀下来很多孩子，我就忘不掉他，他的样子，小眼神，当时的小表情。敬一丹问自己：怎么那么多孩子让我念念不忘?
节目曾经要采访一个七八岁的女孩，爸爸在小煤窑做事，家境非常困难。在她去给爸爸送饭时，小煤窑出事了，女孩提着一瓦罐的午饭，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父亲出不来了。敬一丹看着她怯生生的样子，说不能采访。我不能让这个女孩再重复自己看见父亲再也出不来了的那种情景。
敬一丹问女孩，家里还有什么人?说还有叔叔。于是采访了叔叔，让他来复述矿难情景。后来这个小女孩只是在镜头里出现，没有让她说话。这种放弃，可能会让一期节目失去了一个看点、泪点，但会让我内心安宁。敬一丹说。
敬一丹后来采访了一个家境平平的小女孩，叫杨芳，父母双全，有个姐姐，都是普通农民。当时故意找了一个普通家境的孩子。这种普通和平常才需要记者去发现。敬一丹问杨芳平常喜欢上什么课?杨芳说喜欢画画。于是敬一丹就看了看她画的画。
她的画里是蓝色的竹子、蓝色的熊猫、蓝色的花。敬一丹问：竹子应该是什么颜色的?她说：竹子是绿色的。为什么画成蓝色的?杨芳回答：我只有一支圆珠笔。她的老师说，这一班的学生只有四五个有彩色笔的，我跟学生只能提一支笔的要求。
老师也没有彩色的粉笔。当她需要给学生画一个太阳、画一朵红花的时候，她就把白色的粉笔放在红墨水里浸，晒干了再给学生画。
说起这些，敬一丹的眼睛里泛着湿润，这是很多地方的常态啊，关键是并不极端。杨芳特别喜欢画画，敬一丹就把普通小孩的小爱好在节目里反映了。结果杨芳和她的同学们收到了全国各地寄来的彩笔。
杨芳给敬一丹寄来一幅画。在这幅画里，绿色的熊猫，黄色的云彩，所有的颜色都用上了。
你说这样的表达有没有力量?留守儿童、城市边缘的孩子、农村的孤儿、女孩儿，这都是弱势中的弱势。这些孩子生命力很强。我太想用花骨朵来形容他们了，但是我看到的分明就是小草。长在路边，石头缝里，给点阳光就灿烂。敬一丹感叹。
大时代中的小孩儿是怎么长大的，他现在变成了什么?敬一丹特别想回访那些孩子。我要做五年计划可以做这个，回访我印象深刻的人，看他们这二三十年的生活有什么变化。敬一丹顺着职业的思路继续说：那我又回到了记者生活。
年轻人将大学毕业后暂时不工作的第一年叫间隔年，敬一丹希望有一个间隔年，好好看看、想想接下来的可能。年方六十，我面对的是一个逗号。敬一丹说，60岁是一个新的开始，以后最大的可能就是能有更多的机会在校园里遇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