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13年3月下旬，因不满马英九政府黑箱操作——计划与大陆当局签订服务贸易协定——以大学生为主力军的台湾民众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并占领台湾“立法院”至文章发布今天4月7日还未退场。 ——
文 / 沈伯郡、郑澈 | 台大月光心理社
前言：2014年3月24日凌晨时分，警察驱离于23日傍晚起进攻行政院与在行政院外静坐之学生与民众，驱离过程中引起极大的争议，一部分的人认为警察执法过当、baoli对待民众（以盾牌剁人、警棍用力打人），另一部分的人则认为警察作法并无不妥（学生不应该攻占行政院）。本文将不评论对错，希望以心理学之客观角度分析警察攻击行为背后原因。
首先，要问警察为什么要打人？或说为什么会打人? 如果我们从生理、情绪的观点出发，推想由于部分警察是南部调往北部，一路舟车劳顿；又部分警察被迫结束休假，前来支援；再加上现场民众与警方双方互相挑衅的行为，使警察内心累积不少负面情绪，再碰上不肯配合驱离之群众，在执行命令时遇上许多困难，挫折之际，于是将愤怒宣泄在对群众的baoli行为之上。在心理学当中这被称为「挫折侵略假说」（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人若遭受挫折时，将会攻击无辜的人，即俗话说的「迁怒」 [1] 。在这个抗争场面，警察把内心的挫折与压力迁怒在抗议的群众之上，攻击此时就是最好的宣泄方式。
另外，根据行为学派的观点，攻击行为和其他行为一样，发生频率与结果是获得奖赏或惩罚有很大的关联（效果率, Law of Effect） [2]。如果警察的攻击行为没有遭到惩罚阻止，且警察从这个行为当中获得攻击性欲求的满足（即佛洛伊德所提到的「死的本能」 [3] ），警察的攻击行为将自然大幅度的增加，这也满足心理学中「工具制约」（Operant Conditioning）的原理 [4]。不只如此，仅仅只是看着其他警察展现出攻击行为，自己也可能会因此展现更多baoli行为，这就是「社会学习」（Social Learning）或「观察学习」：仅仅是观察就会学习，某种程度上来看其他个体是可以感同执行动作者（打人的警察）的攻击性欲求是被满足的 [5]。
进一步来看，警察的攻击行为多少也与其穿制服有关。首先，充满凝聚力的警察团体就会产生强烈的群内偏好（In-Group Favoritism），并容易认为群外（Out-Group）的人是不好的，于是警察倾向于认为抗议民众不好，且在这个抗议的群体中不论是谁都一样是可鄙的无赖 [6]。由于警察都穿着类似的制服，并且依规定撕去了自己肩膀上的编号（辨别个人功用），使得执行baoli行为后，其所需付的责任被分散至整个警察群体共同承担（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7] ，导致警察个体在团体当中得以去个人化（Deindividualization） [8]，并且不会认为「自己」会需要付起责任；相对的，会将责任归责于「团体」共同承担。
心理学家Zimbardo研究结果指出：在身分被隐匿的情况下，攻击行为会有增加的现象 [9]。此外，如果不仅匿名，同时也穿着象征坏人的服饰，匿名攻击行为又会增加更多。随后他更进行了著名的史丹佛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让一群学生随机指派，去扮演囚犯或狱卒的角色，实验到了最后，扮演狱卒的学生会对扮演囚犯的学生进行胁迫与虐待的行为 [10] 。
#史丹佛监狱实验
综上先前实验可见，当一群警察聚集又同时进一步削去个人色彩之时，其行为之执行是可以毫无后顾之忧的，更可能抱持着「反正之后算帐可能也算不太到我」、「反正做这件事情的人又不只我一个，要办一群人的罪是有难度的」……等心态，其随应做出来的行为是可以预见的，再加上各个穿着制服，被赋予的身分（警察、镇暴）角色相当明确，更会使劲做出被权威上级要求做出的任何任务，当然包括：驱离民众，然却不会计较任何手段，因为是在群体保护之下，大家可以相拥取暖，我并不孤单。也如Gustave Le Bon在1895发表的群众心理学（Psychology of Crowds）所述：因冲动、责任丧失、无理性、愚蠢之群体特质，个体于其中又因匿名、默化、暗示等因素，得表现出冲动、凶残的反社会行为。
另一权威服从研究：Milgram experiment也指出在权威的驱使下，六成半的人会服从权威，且不会顾及无辜者（受试者）生命之安危 [11] 。实验过中，受试者会以实验者要求之最大电压电击无辜的受试者，虽然其明显知道受试者可能会受不了而受伤、痛苦。将此情况套用至镇压现场，镇暴接到上命令，他们理所当然服从权威镇压在场的民众，并不会顾虑到其他，毕竟他认为他终究只是服从而已，责任并不在他身上！
#Milgram服从实验
命令的内容也提供了警察合理化（Rationalization） [12] baoli行为的依据，命令内容驱离学生，其行为是依「法」行政，因此警察会认为baoli是合理的，而刻意忽略了相反的声音：这样的粗暴，引发流血行为是不符合比例原则的，毕竟学生们终究只是躺在那边丝毫不会造成警方人生的危险！他们会这么做不是没原因的，如果听进去了相反的声音，就会产生行为与自我之间矛盾的不舒服感受，这种感受被称为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 [13] 。
为了避免认知失调，警察会紧抓着「依法行政」这个论点不放。进而产生更多的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 [14] ，他眼中看到的就只有自己是在「依法行政」而已。在此同时亦有另一个认知失调的例子于：当警察以baoli对待学生之后，并不会因为罪恶感而停止攻击，反而攻击会加剧，根据在场旁观者之转述，镇暴在对那群真的不堪负荷而不支倒地之民众进行驱离时，嘴里都会碎念道；「再假装阿」、「再装死阿」，这是因为如果其不这么想，并停手去关心伤患，他将会被自己的罪恶感所吞噬，更会因罪恶感而认为自己是坏人，进而产生更严重的认知失调，然而，又为了避免认知失调，其又会倾向于认为对方是坏的、受处罚应得的，又进而将对方去人性化（Dehumanizing） [15] 。这被Davis Jones的实验证明：让实验参与者说出某人的缺点之后，参与者之后就会认为该某人是负面可鄙的。
总结来说，整个行为可以回到Bandura在2004所提：「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将逐渐掌握该团体或社会之道德准则。为了维持团体的人际，个体用约束力来控制自身的行为，以避免违背道德标准，违犯之际，虽然不会受到强制力惩处，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强烈的罪恶感。因此，个体会限制自身的行为已符合内在道德标准；此自我约束力更在残暴行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然他亦指出，此约束力能选择性地被执行，使得一些违反道德标准（残暴镇压）等行为有机会被展现。这种打破原本被限制行为之障碍的历程称之为「道德分离（moral disengagement）」，主要透过三步骤完成：
一、道德辩护（Moral Justification）：改变自身对事件的解释或评价，以便之后再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执法过当的镇暴或警察替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可以直接自身进行辩护，亦可从「团体」观点进行。
二、责备受害者（Blaming Victims）：藉着责备、污名受攻击者，得以认为那些人本应该受到惩罚，让自己更能接受去攻击这样一个行为事实。认为学生或群众是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违法（攻占行政院）而被攻击是罪有应得。
三、污名化受害者（Dehumanizing Victims）：一般情况下，人们是很难对被自身所认同的人痛下毒手的！但是对一个被去人性化或污名化的人则可以攻击得泰然自若，当镇暴彼此在沟通时都称呼静坐的群众为「暴民」之时，这些群众不再受「学生」、「社会大众」如此人性的观点所看待，使得baoli尾随至。Wasmund早在1986就说过：「藉着宣称敌人的非人性，否认其为人之本质，伴随之道德顾虑及自然消除」 。因此，对非人性的「暴民」实施残暴、流血的镇压驱离也就是顺理成章、无罪恶感之事了 [16] 。
最后，我们应该要以何种角度来观看警察打人这件事情？我们不能草率的给予褒贬，而要深入的明白事件背后的因果关系才能够据此下一个结论，这篇文章以心理学的观点来说明baoli行为背后的真正原因，在透澈原因之后才有评价的可能，也就是说：心理学负责还原真相，其余的留给历史评价。
（原题：镇暴手中棍，学子身上依： 论警察打人的心理机制）
心赖寺不懒：也许大家最为关注的还是：台湾学生为什么反服贸？谢谢记者缴蕊为我们带来的：直击台湾“太阳花”学运——访北大中文系硕士生欧阳月姣。文中所说未必是对的，请各位自行辨析。
#占领立法院至今天4月7日还未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