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长久失去的旧书，是一种快事。深夜独坐，一灯荧然，一本本地翻看，读几段题跋，浏览一下内容，不知不觉就已到了夜深。这次找回的书几乎没有什么善本，还有许多是残卷。有的当年自己买来时就已是残书了，有的则是这一次被拖散的。但无论如何这总是一件快事，困为它确实为我带来许多愉快或惆怅的回忆。好像每本书都向我争相诉说着一个长长的故事。当年它是睡在什么地方的书架或地摊上，怎样偶然为我选中，带回家来，加上印记，读了一下以后就被塞在什么角落里。一直到十年前的某一天，忽然出发参加了一次集体旅行，现在居然又回来了。这个故事是不完整的，中间有很长一段空白。不过这不要紧，因为我记起并感到兴趣的是三四十年以前的旧交情。真是衣不如新、书不如故，旧书实在是很有情分的。

此刻手里拿着的是一本《徐俟斋先生年谱》，上虞罗振玉辑。仿宋铅印，白纸线装一册。虽然罗遗老是学者，他所印的许多书目前价钱都涨得使人不敢相信了，但这小册子却并不。学者的著作也应该是有点份量的，但这年谱似乎也并不。总之是疏略得很。旧时代的学者在作名人年谱时好像十九都有这种缺点，他们不肯或不能更广泛地搜集有关资料，特别是与谱主同时或少后的人的文集，于是就只能弄成这个样子。《嘉业堂丛书》中印过的几种年谱，如查慎行、厉鹗等谱就都是如此。也许他们是在努力仿效着前人所撰韩柳年谱的风格吧，力求简古，但这是不能使读者满意的。至于罗振玉为什么要为徐枋做年谱，他在序文里说得明白：

呜呼！时至今日，廉耻之道，扫地尽矣。安得如先生者为之师表，俾顽廉而懦立。故予特撰此谱，以风示当世。

世之览者，其亦怦然动其秉彝之好，而奋其观感之心否耶！罗振玉在这里毫不隐蔽他的政治倾向与写作意图。他是为遗老而遗老派，借明之遗老徐枋为清之遗老打气，矛头是直指着代清而起的民国的。这其实并非一本 纯学术的著作。 我的这本小册子还有一个特点是到面有郑孝胥的墨书题记三行：《徐俟斋先生年谱》。己未四月十九日，罗叔蕴嫁女于王国维之子。余过其居长乐里，叔蕴赠此册。这就使此书变得更有趣些，好像是遗老在聚会，或学者大联欢。除了王国维，另外两位确是以行动实践了他们的誓言，但这与徐枋不相干。他们哪里肯学徐俟斋乙酉以后的 20 年不入城市、又 20 年不出户庭呢？这就提醒我们，对有些人的好听言语必须留心，先加分析，再看行动，不可天真地贸然相信，这是很要紧的。 这本有点来历的书，我是从上海徐家汇的一家旧纸铺里得来的。

抗战的前一年，我家从北方移居上海，在徐家汇租了房子。这里已靠近 租界边缘，出门走这一条马路就是交通大学，它就坐落在一条热闹大街的右首。街这边是租界，对面就是越界筑路。大店铺都集中在租界一边，对过只有一排小房子，开着一些小店。这中间有一家废纸店，只有一间门面，后面就是灶间。白天也总是亮着黯淡的电灯。四面墙上钉着木板叠成的书架，当中放一张长案，报纸、杂志、中文西文书本就胡乱地堆在这上面。老板是个 40 多岁农民模样的汉子，剃着光头，常年穿一件没有领子的短上衣，腰间系着一根带子。胖胖的圆脸，满口南汇话。他是天主教徒，但好像并没有什么宗教气。那一排小房子是教堂的产业，好像他是为了取得租赁权才入教的。他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另外的助手，他的妻子也是农民，另外有一个烧饭洗衣的小姑娘，好像是认来的干女儿。他手里总是拿着一杆秤，随时收购上门来出卖的旧报旧书，用不到看书名，只要认得秤码就行了。他唯一的爱好是喝两杯，因此脸常常是红红的，嘴里也总喷着酒气。每逢这时，他的脸上就要漾出快乐的笑。主顾不论大小，一律热情接待。

我是每天至少光临一次，每次用掉不超过点心零用钱的起码主顾，但很快就和他相熟，变成了忘年交的明友因为地段好，店里书架上多的是旧法文书和日文书，可惜我都不能读，只能买些原版英文小说，自然也买新文之书和杂志。线装书并不多，有的也只是残本。在这里我得到过几本汲古阁刻的《剑南诗稿》残册，是我买明版书的开始。但现在仍在手边的只剩下一本汪兆镛的《忆江南馆词》，薄薄的一本广东刻本了。

小店的开始起了变化是在八一三以后，土山湾变成了难民逃入租界的要道，人们携带着行李、箱笼、家私从安南巡捕哭起的铁丝网架里拥进来。人们随身带不了的另外一切东西就自有另一些人代为装运并处置，这中间就包括了大量的书报，有很大一部份都就近卖在小店里。不很久，那一间的门面就已顶天立地，几乎连门板都关不上了。

这时我还是时时跳过铁丝网到小店里来看书，不过发现连插足也困难了，但老板脸上的笑容依旧，也许还更高兴些。这次我忽然发生了收集杂志的兴趣，《东方杂志》、《国闻周报》、《文学》、《太白》、《中流》、《作家》、《译文》很容易就能找到全份或全年。我记得只花了两三个月就配齐了一整套《小说月报》从茅盾接手改版起直至停刊，真是非常得意。有时还有意外的收获。一天，逸经社把全部货底都秤掉了。这中间不但有大量刊物存书，还有特印的稿纸、编辑部的文件、信札和作家的原稿。在这一大堆乱纸中我翻得了郁达夫《饮食男女在福州》的手稿，是用钢笔龙飞凤舞地写在大张的绿格稿纸上的。真是如获至宝，捧了回来。可惜的是这手稿后来失落了，不然，印在《郁达夫文集》卷前，怕要比目前的那些插图精彩到不知多少倍。

也许是老板听了我的宣传，也开始收集起杂志来。他的魄力比我大，终于集得一套完整的《东方杂志》和另一套《国闻周报》，又在小店后面的居民家里租了一间小屋行放。据说当时管理着天主教藏书楼的神父曾来看过，承认比楼里藏的一部还要完整。

老板的业务日益发展，另外又在拉都路（今襄阳路）租了一间房子作为临时仓库，把他认为珍贵的好书搬过去藏起来。这时他已开始经营木版线装书了。但那详情我不大清楚。有一些人家叫他去秤书，因为他是只会用秤的。有一次他告诉我，到一家人家去秤书，书都堆在楼梯下面的角落里。家里的女人高高站在二楼，倚着栏干，用手绢掩着鼻孔看他一捆捆地秤。他取出两部来给我看，是嘉靖小字本《吕氏家塾读诗纪》和另一本什么明抄，都是褚德彝的藏书。

他还说过，郑孝胥有一个妾就住在徐家汇附近，也叫他去买过书。不过 海藏楼并不是藏书家，好像没有什么珍贵的书籍，只能有《徐俟斋年谱》这一类货色。

老板忽然风雅起来，请刻字摊刻了一只木图章，上面是四字白文不读书人，也并不在每一部书上都铃用。他是坦率的，也表示了对祖国典籍的美好的素朴感情。他知道这些书是珍贵的，但又不能知道那真实的价值，后来听说是跑到三马路去请教了。一位精明的北方书估成了他的好友，用使他感到意外的价钱把他秤来的书陆续买去，一转手获得了使他听了瞠目不知所云的价钱。从此，他就把挑剩下的书深藏密锁起来，不再示人，而对三马路的旧书店也从此深恶痛绝，不再接待，并常常对我发泄他的怨气。表示将来年纪大了，要在南汇乡下造两间房，把剩下的书藏在里面，即使不识字，就是每天摩挲一下也好。

不久我就离开了上海。几年后抗战胜利，回来的第二天，就抽空到徐家汇去访问。小店又恢复了最初的老样子，书报更加稀稀落落。老板还穿着他那件短袄，只不过两鬓斑白了。他的养女结了婚搬了出去，只剩下老夫妻两人过活。生意也清淡，只靠秤报纸敷衍局面。不过他的酒并未戒掉，也许比过去喝得还要多些。老太婆警告他当心高血压，早晚会中风的，他听了只是笑笑。租来的两间仓库早已退掉，他把希望寄托在那一套《东方杂志》上面，但那时可没有谁要买这种破烂货。 我早搬了家，事情也忙，去访问他的机会更少了。不过旧报纸积得多时，还是请他来秤得去。有一天，忽然接到他一封信，要我去一趟。见面后他从阁楼上床铺下面取出一册包得很仔细的旧书，郑重地交给我，这就是那次从褚礼堂家秤来的书中剩下的最后一本，北京客人打了多年主意他都没有出手，觉得应该让给我这个藏书家。他说：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会成为一个藏书家的。这真使我受宠若惊，同时也确实为他的友情所感动了。问他价钱，不肯说，摇摆头，只是笑。最后是用一本书的版税（那是很菲薄的）外加几百斤旧报纸、杂志结清了书帐。我觉得这是我用最低廉的代价买得的一本最好的书，因为这里面还浸满着浓重的友情。

这是一本明嘉靖刻的元代女诗人张玉娘的《兰雪集》。未见著录。过去只有明末孟称舜附刻在他的传奇后面的一种算是最早的旧本。我又买到过一本鲍以文手校的知不足斋抄本，鲍校只是意改，并未真见旧本，取此本对看，就可发现鲍氏的一些失误。

这以后又是久久地没有相见。

十年动乱中从奉贤干校回沪，要在徐家汇转车。每次我总是多走些路经过那家小店门口。那是冬天，只见一位老太太，穿着黑色的棉袄，戴着黑绒线结的暖帽，袖着手坐在收拾得非常干净的柜台前面，静静地看着街上熙来攘往的人群。店里收拾得很干净，一本破书也没有了，玻璃橱里只放着几件小孩子的花纸耍货，上面挂着几件小东西，全是没有人过问的货色。老太太竟还认识我，一眼就看出了我是谁，还像当年那样热情地问这问那。问他老板呢？她十分平静地回答说，前两年死掉了，是中风死的。她平静地告诉我这个消息，嘴角还挂着微笑。

后来我又曾几次走过那间小店，老太太依旧用那种姿势平安地坐在那里，不过我没有再去招呼。后来又一次，没有看见老太太，柜台前换了两个女青年在招呼生意。这以后，我就不再走过，即使走过，也不再向小店张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