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车时，我坐在维也纳的车站咖啡屋。我注视着旅行者，以便不去想自己的疲倦。独自坐在桌边的人，我看得时间最长。或许我下意识地看出7他们的疲倦，来自风景的旋转，车厢的空气，高速产生的摇晃和声响。
　　
　　我的目光停留在一个男人身上：他如何托着头，如何把肘支在桌子上，如何把额头贴在手心里，他如何端着咖啡杯，如何把脚放在座位底下。他的头发，他的耳垂。还有他的衬衫，他的西服，踝骨上的袜子。
　　
　　男人身上的每个细节都有着让我似首相识的异乡风味。
　　
　　我听见太阳穴怦怦直跳，这时广播通报了开往布加勒斯特的火车。男人站起来，走了。
　　
　　广播里的声音告诉了我所看见的：男人来自罗马尼亚。
　　
　　我的眼前，如一道微光，事物的内核：一整片土地在一个人身上。我的整个故土，就是邻桌。我马上认出了它。
　　
　　我可能说不出如何认出和凭什么认出。我可能也说不出为什么。从何而来，这种不安，这种愿望，走向这个男人，说一句话不再看他，马上走开又是从何而来。突如其来地，我不想再独自坐着，我想从自己望出去，我想和自己继续远行。
　　
　　当我离开罗马尼亚时，我把离开说成换地方。我反对一切感情的词汇。我从来不用家乡和想家这类概念。
　　
　　当我在这里的街上偶尔听见旁边的行人说罗马尼亚语，我的呼吸就急促，那不是想家。也不是被禁止、被压抑、被隐藏的乡愁。我没有词可以表达：那就像一个人害怕人们不知道他，或者害怕人们从外表认不出他，或者害怕会和别人一样成为别人。
　　
　　我害怕我会转眼间或在夜里的一个梦魇中忘记罗马尼亚语。我知道，这种恐惧毫无来由。可它就是存在，就像爬楼梯时害怕不知道如何抬脚一样。
　　
　　在一条商业街上，在屋顶的尽头有一个钟。它有两个指针和一个摆。它没有表盘。它的背后是空寂的天空。我向上看，每次都像从我的喉咙上读时间。
　　
　　这个钟显示的不是我手表上的时间。它显示的时间早已过去数年前。
　　
　　我每次都把这个钟的时间想成那些无处可归者的时间。
　　
　　眼角又闪现邻桌旁的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