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在一起》时，感染艾滋的刘老师说她有天打车的时候，司机问她去哪，她说了地址，对方有点奇怪，看了她一眼，说：你去那儿干啥？那儿都是艾滋病。
　　
　　我就是。
　　
　　司机一脚刹车，从后视镜里看着她，说：我看你也是一个人呀。
　　
　　这句话，足见误解和恐惧之深。一个社会的恐惧和暴戾之气，往往来自想像，而不是事实，来自议论，而不是感受。
　　
　　但一切了解的开端，也埋在同一句话里，这句话把我们按在水里，浸没于他人之中。
　　
　　浸没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
　　
　　托尔斯泰听肖邦的音乐会发起火来：这音乐到底要把我怎样呢？
　　
　　敏感的人，有强烈的感受，就会被怎样，就会被动，摇晃不安。
　　
　　但必须冒险置身其中。
　　
　　有人在家鑫案的节目后问：你们为什么要选这么敏感的题目？我想起村上春树的书中只采访了受害人，没有采访那些投下沙林毒气的人。可能是条件限制，他虽然意识到那些狂热信奉者的某种特点，最可怕就是由特定主义、主张造成的类似精神囚笼，多数人需要那样的框架，没有了就无法忍受一旦陷入原教旨主义，就会失去灵魂柔软的部分，但他还是没有在真实世界里穷尽一切努力，去感受囚笼中的灵魂，不能揭示这狂热背后的为什么、不能忍受的是什么。
　　
　　可见一个作家也会遇到这种痛苦的选择要不要认识人，要不要认识那些被认为是恶棍的人，甚至不为任何改造性的目的，只为了认识人的本来面目？
　　
　　陈虻以前要我宽容，说宽容的基础是理解，现在我体会，理解是要有基础的，这个基础是感受。
　　
　　采访花甲背包客时，两位老人说年轻时被教育要解放2/3的全人类，现在出了国，在澳大利亚看到土著人的生活，政府给他们提供了住房和物质，他们不高兴，就是喜欢睡在野地里。这对夫妇感慨：我俩才讨论，幸福到底是什么，幸福是能过自己愿意过的生活这话很简单，但你没有感受的时候，你就体会不到。
　　
　　他们说，单一就会狭隘；即使是善，强加于人，偏执一端也会如此。
　　
　　托尔斯泰信仰真善美吗？当然。但他有才能，不会用简陋的方式掌握真理，像披起一件皮大衣一样快。在写安娜卡列尼娜时，他已经知道什么是必然性的悲剧结局，但这与道德无关，他只是浸没在生命之流里，在每一种相互冲突的感觉中，精确地称量出其中的分量，看见哪一方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在这个社会的秩序与结构中，什么将是无可避免的，何事不得不发生，何事无法完成或不可能完成。
　　
　　我有一个阶段，勒令自己不能在节目中带着感受，因为我认为客观的前提是不动声色，真相会流失在涕泪交加中，但托尔斯泰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客观是对事件中的任何一方都投入其中，对生活在此侧与生活在彼侧的人都要有所感受，相互冲突的感受自会相互克制，达到平衡，呈现出客观的结果，露出世界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