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架上的英国版本《莎士比亚全集》很破旧了，虽然最近托人重新装订时，切去了残破的边缘，外表比较整齐了，但翻开仍可清楚地看到大部分书页的上缘宽窄不同的黄色的水渍。现在要另买一本新的已经可以办到，但我还是愿意用这一本，它虽然破损，扉页、目录和版权页都没有了，内容却是完整的，弃之可惜。更主要的是这本书，时时让我抚摩一段难忘的时光，那是书和历史的回声。

1957 年我被划为右派，在农场劳动。开始成年劳动辛苦一些，业余时间还是比较自由的，可以看些书。我从家里带来一些英文书，这时颇为有用。那都是过去上大学时的课本或参考书，有《莎士比亚全集》、《易卜生集》、《爱仑坡集》、《契诃夫短篇小说集》，另外几本欧洲文学的英译本，以及一本韦氏英文词典。这些书，在学校是不可能读完的，这时正好利用工余补读没有读过的部分。过了几年，文革开始，劳改场所不搞运动，因为专政对象是没有资格参加革命的，因此我们反而幸运地平静度过了这场风波；然而四旧还是要清除一下的，队里下令检查旧书，自觉上缴。我的那些书当然属于上缴之列。于是我非常自觉地把一小箱外文书一股脑儿交了出来。队里的右派有书的不止我一个，有些人的存书比我的多得多。缴书的命令生效以后，队里派几个人去把集中起来的旧书分类登记，分别堆放，我因为懂英语，有幸奉派参加了这项工作。那些书堆在三间平房里，约数千册，以外文书为主，有一个姓邢的存书最多，大多是英、美古典文学，有许多珍本，他有一个专用的藏书章，凡他的书上都印着这个章，十分易于识别，共约数百册。那时我正为我自觉献出的十几本书感到惋惜。看到这位姓邢的北大教师的损失。倒觉得释然了。我不禁暗想此公够迂阔的，我把那几本书带到农场来结果丢掉，已经是多此一举，他竟带着偌大的一批财富来劳改，岂非自找倒霉，早知如此放在家里，就保住了。但后来才知道，外面的搜查更紧，我存在家里的书已经一扫而空，邢先生的财富不带来。其命运也未必好些。

转眼就是 5 年，文革的风渐渐过去，队里忽然发还我一本韦氏词典和一本旧日记，封面上都用毛笔大字写着我的姓名，大约这是被认为无害的两本，其它则不知下落。

然而后来其它的书的下落，包括我的其余几本书的下落终于被我们打听到了。原来当年的队部把书送到农场的场部，和其它分场交来的书汇总堆放在场部的地下室里。这地下室据说很大，除堆书以外还用来贮存别的东西。后来因下水道损坏，地下室的地面积水，不好走路，管仓库的人就地取材，用那些书铺路，一层不够厚就多铺几层，下面的踩烂了就继续加上去，好在存书甚多，可以随意取用，外文书大都是精装的，恰恰是上好的铺路的材料，这些书就这样充当了本来不应该让官们充当的角色。听到这些，我不禁想起我亲手整理过的那些邢先生的原版文学书，也不知有多少这样地委身沟壑了。书若有灵，书当一哭。然而这些书们也应该知道，它们的主人的命运也没有好多少；他们也在那里垫路，也在那里忍受着践踏，其幸与不幸，不过是垫在上层或下层之不同而已。

1973 年的一个春天，一起在农场就业的老郑忽然兴冲冲地送一本书给我，那是一本撕掉了封面的英国版的《莎士比亚全集》，书页的边上受水浸过，已经破烂，幸而没有损坏文字部分。我高兴地问老郑是从哪里得到的，他说，刚才在锅炉房同烧锅炉的（也是就业的右派）闲聊，看到他有满满一花篓的旧书和废纸，那锅炉工是准备用它们引火的。老郑随意翻阅那些旧书，发现了这本书，大喜过望，向那锅炉工讨来，便给我送来了。至此，我上缴的那些书，除韦氏词典外又复得了这本《莎士比亚全集》。

这是比较普通的英国版本，无插图，页边没有烫金，即便没有损伤也不及我失掉的那本牛津版。然而我很喜欢这本书，因为它和它的新主人一样是劫后余生，应该同病相怜吧。它是残损的，并不好看，但是还可以用。劫后余生的价值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