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初版是 1957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书名为《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在这以前的 1953 年,原稿就已在《中-国青年》连载。修订本改名为《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在湖南出版,也是 10 年前的事了。后来辽宁人民出版社愿意重印此书,趁此机会我又修订了一回,并根据该社建议改用了现在的书名。
三个版本,前后 40 年。在完成了三版书稿之后,我想说一点此书的经历。
此书初稿成于 1952 年。1949 年南下到湖南时,湖南《大公报》创办人张平子同我谈起,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在该报发表过许多文章,同报社主笔等关系密切。当他知道我对此事极其关注时,即将他珍藏的《大公报》全份相赠。我日夜挤时,小心翼翼地翻揭那些脆薄的旧报纸,找出二三十篇可以肯定为毛写的文章,于 1951 年初,将这些世人罕知的文献编成《毛主席旧作辑录》,印了 50 本。可是,受到严厉的批评:这类事有害无益,并让 50 本全部上交。我那时 30 来岁,血气方刚,索性发愤著书。1952 年,我已确定转业,当时以为从此投笔从工,告别了文字生涯。调北京前,正是盛暑,请假一个月,打赤膊写成初稿。在《怀念田家英》的文中,我曾写到这种告别情况:离开湖南前夕,我匆匆写了本书,《中-国青年》要连载。于是将这个麻烦交给了家英,由他全权处理,他的工作岗位也便于处理此事。 直到 1957 年才成书出版,这同当年斯大林问题反对个人迷信的形势有关。 1959 年以后,此书受到作者的连累,不再印行。
1964 年到 1966 年,我被下放到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当文化教员。利用闲余时间,曾根据新搜集到的资料,将此书重新改写增订。文革期间,我在秦城关了 8 年,1975 年出狱后,仍下放到磨子潭,劳动之余,完成修订本。《龙胆紫集》中有《理旧稿》二首,即记此事:
少时未免气纵横,何畏山高与水深。
往昔珍闻谁敢录?当今轶事我书成。
言因人废前朝事,文必风行后世钦。
补缺拾遗九万字,字斟句酌十年心。
九州文献尽搜罗,访胜寻幽荆棘多。
朝夕伏案如着魔,八年之后又勘磨。
虽云倦矣太性苛,积习犹存莫奈何。
功亏一篑敢延俄,但愿不教再蹉跎。
诗前有一小引:得灼姐信,嘱速完成《早期革命活动》修改稿,勿功亏一篑。感而赋此。那时除至亲骨肉,谁还同我这个下落不明的人通信来往呢!言因人废,指此书市上早已绝迹,闻知有地方在改头换面出一种版本,想要取而代之,我觉得这是办不到的。前后十年心(中间秦城隔了 8 年),搜罗、勘磨是非常困难的;孤处大别山中,与世隔绝,除手边保存的资料外,其他有关贸料异常难得。积习犹存者,生平除做过 10 年报纸、宣传工作,日夜握管算是专业外,与文字结缘乃工作所迫(如宣传水电、论证三峡),及业余嗜好而已。此次修订,我着力排除荆棘,如独服曾文正,《湘江评论》赞赏克鲁泡特金等等,这些在初版时曾为尊者讳的,都一一作了分析说明。其实,这些回避是多余的。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历史人物,完全不必要后人为他隐讳什么。再说,君子之过,也是人皆见之的日月之食,无从遮掩的,重要的是根据历史事实,作出科学的分析。伟大的历史人物,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他一生曲折的经历,怎样达到其顶峰,或又怎样进入误区甚至降到低谷,这并不会丝毫减损世人对他的尊敬。人总是复杂的,像毛泽东这样扭转乾坤、摧毁旧时代创建新时代的人物,更是异常复杂的。把复杂的事物作简单化的处理,回避所谓复杂棘手的问题,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也不是对学术工作的严肃态度。当时待罪之身孤处一隅,仍以少年胆识作此艰难工作。1978 年,突接老友黎澍信,他知道我在山中理旧稿,要去新写的《思想方向》一章,刊在 1979 年第一期《历史研究》(题目为《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方向》)。我是 1979 年 1 月 6 日回到北京复职的。这样,20 年之后,我这个人及其文字又同时跟世人见面了。黎澍已经作古,看不到这回的新版本了。
1980 年在湖雨出了修订本,一晃又是十年。这十年中,国内外毛泽东研究已有很大发展。关于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和早期活动方向,已出有专著多种,其他文章、专论更难以胜数。这还不仅在数量方面,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重要的发展。这应当归功于 1981 年党的新的历史问题决议,它为科学地研究毛泽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后来辽宁人民出版社约稿,我原以为炒炒现饭,花个把月就可了结。我重读旧作,颇遇到些史实有出入,分析不恰当,文字欠修饰之处,翻阅一些时贤的著作和众多的有关资料,更给我不少新知和启发。这样,又回到虽云倦矣太性苛,我要对历史和读者负责,应当比 10 年前的修订有一个更新的面貌才对;何况自己也并非马齿徒增,这 10 年中自觉见识稍有寸进。只是年龄不饶人,已经老眼昏花,力不从心。虽然北京不比大别山,资料搜集了一大堆,却难一一细读,精力不允许我像 20 多年前那样细勘磨了。年年必犯夏喘,于是就拖了下来,现在只有利用在医院这一个多月时间,勉强最后定稿。稍觉宽慰者,前后 40 年,三理其稿,相信自己的劳动总还是有益于世的。由于学识水平,书中不当之处一定还多,恳请读者和专家学者指正。四理其稿,此生恐怕不可能了。
这次修订,凡接触到的新资料,都作了必要的增补;订正了旧版中有出入的史买和不恰当的分析;文字也有所修饰;有些章节段落,还作了适当调整,并增加了一些注释;修修补补,大小手术,不下数百处,共新增加约四、五万字。原第一章《学生时代》分为两章:《廿岁以前》和《湖南第一师范》,这样更符合实际情况。结束语重写,加了个附题:卅岁以前的毛泽东。改动之处,以一、二、三章为多,匹、五章其次,第六章较少。关于修改可举一例:第三章《思想方向与新民学会》最后一节,原题党的前身(萧三同我谈过,他和毛本人都有此看法),后改为建党基础。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动,文字叙述当然也作了相应的修改。附录《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也作了重要增补和修改。
这次修订,得到湖南两位老同事黄显孟和朱正的帮助,他们分别将全书仔细校阅一遍,订正引文和注释,还有几处很有意义的增补,特表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将当年发愤著书时,搜集有关资料的种种情况略予交代。最早是同第一师范校长周世钊的多次交谈,他为我提供了最丰富的第一手资料(长沙解放后,毛泽东等给他的第一封信也由我保存过);此外,熊梦飞参加过新民学会,周南女校吸收一批女会员时照过相,在长沙还可以找到哪些老同学、老会员等等,都是他告诉我的。1950 年,他奉召到北京去见毛泽东时,《伦理学原理》原书的保存者杨韶华,将书交他带与故主,他连忙将书交我一阅。可是,在我手头只能停留 3 天时间,我只有将凡有批注之页全部拍照下来再放大之(那时还没有复印机)。这一批放大照片,有的字迹模糊,为了辨明一个字,甚至连续几天都解决不了(这批照片后来我带到了磨子潭,1967 年,硬被知情的北京来的红卫兵强行搜走了)。时任一师教务主任的王前,是我武汉大学的同学旧友,他得知老校长孔昭绶家正逢土改时,急忙跑去清查旧档,竟找出了《学友会纪录》、《夜学日志》、《一师校志》等一批最珍贵的手迹资料,全部交给了我,以后他还陆续给我寄过一师的有关资料。李达时任湖南大学校长,我去找他详谈过两次,他还谈到同陈独秀分手的原因之一是陈的脾气太不好了,合不来。可惜的是,当时没有直接找罗章龙谈,而是请人去谈的,我同罗近年才熟识。由于抽不出时间,韶山也是请湖南老同志梁宜苏去的,他找到毛宇居,访问了许多韶山和湘乡的老人;《讲堂录》、祭母文和几本有手迹的课堂讲义,就是毛宇居交他转给我的,毛译东的表兄文运昌保存的借书条子,也是这次征集到的。省委宣传部办的训练班学员下乡时,托他们到一些烈士家中搜集资料,如贺尔康日记、张文亮日记、罗学瓒的明信片等等,是这样得来的。张昆弟的日记本,则是从湖南省军区政治部看到的。1951 年易礼容到长沙时,特请他作了一次长谈。一师的老同学、老会员陈书农、蒋竹如、田士清等人,以及泥木工会罢工的领导人袁福清(时任交通厅长)等,都交谈过(有的请人谈,作记录)。彭国钧、熊梦飞正服刑关押,也派人去问过一些情况,他们写过材料。《湘江评论》第一期和大革命时几张《湖南民报》,是在送造纸厂的废纸堆中翻找出来的。我还到湖南大学图书馆的库房中呆了整整一天,在积满尘土的旧报刊堆中,找到《新时代》、《共--党》及《战士》(大革命时省委公开机关刊物)等若干本,这大概是大革命后清党的劫后余烬了。
1952 年,离开湖南调到北京时,所有上述这些资料原件和全份湖南《大公报》,我都交给湖南省委宣传部;所幸者,这些文献都保存下来了。
为萧子升读书笔记写的序言(现名《切入》)原件,是周小舟给我的。此件以及我裱装好的延安《解放日报》两篇毛泽东写的社论原稿和他给周世钊、彭友胜(在新军当列兵时的班长)及韶山一亲属的 3 封信,1960 年我下放北大荒前,都交给中央办公厅了。
周小舟、李达、周世钊、王前、袁福清以及上面提到的老同学、老会员都已作古了;周小舟、李达、王前 3 位是在文革时死于非命的。这里,我向他们致谢并致敬,祝他们在天之灵安息。
昔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这个作者的自我感觉,三次版本,当然是后来居上,一次比一次好。但是发行情况呢?初版在全国几个大区印行,前后发行上百万册;在 50 年代,确实影响了一代青年。1980 年湖南版、印了两次,不过五、六万册。以后的版本,就更难说了。真没有想到读书界的变化竟如此!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 40 年来的世变沧桑,令人感慨。不论怎样,文必风行虽成奢望,但后世钦是将由历史证明的。毛泽东已走进历史,毛泽东思想还留在人间。中-国和世界是不会忘记这个历史巨人的。
30 岁以前的毛泽东,是那一代青年的楷模,也是代代青年的楷模,永远值得后人学习。人们啊,要创造明天,必须掌握今天,尤其要了解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