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而书也同样是有它的命运的。
我的藏书从来不多,离藏书家有十万八千里之遥。但是,对于小屋里寥寥几架书,感情却很深厚,因为这些书曾和我同命运,共甘苦,伴我度过了艰难的岁月;还因为它们常常使我怀念起一位已逝的朋友。
十年浩劫之前,再上溯大约十年,那时我本来已经陆续购得二三千卷书。为此颇有点中-国知识分子容易满足的心情,还写过:室雅何求大,书好不在多两句带有阿 Q 气味的话以自慰。
谁知到了小麦卫星升天、钢铁元帅升帐那个奇妙的年代,那一年,以我和妻子的被大大降削了的工资,竟然几乎养不活三个刚刚上小学的男孩子。眼看他们一天天脸黄肌瘦,六只燃着饥饿之火的大眼睛默默地凝视着我,没有法子,咬咬牙从书架拣出一半左右,装上满满一架子车,拉到新华书店旧书部。所幸那一阵对于文学和政治书籍收购价还很公道,一般的可卖原价 80%,有的甚至可按 95%收进。记得那次总共卖得六七百元,陆续换回大约两架子车的红薯、胡萝卜之类,总算把孩子们的三条小命保住。后来我纵然常常因为想起那拉出的一架子车书感到惆怅难过,但看到孩子们大口吞咽着红薯,脸上又开始出现不常见的天真的笑容时,对那些书的深沉的怀念也就减轻了。
随着三年自然或人为的灾害之过去,家里经济状况略有了改善,于是旧病复发,又不断地踏进书店,空了一半的书架又重新充实以至拥挤起来。照例还要写一两句歪诗以自娱,如当书架因沉重而呻吟时,灵魂发出了轻快的嘘息。 可惜好景不长。就在孩子们刚刚踏进初中校门时,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令十亿人灵魂战栗的风暴。
至今我仍怀着感激的心情回忆:红卫兵第一次光顾我家,大概因为是本单位的还有点人情,态度比较温厚,仅在我的几个书柜上各贴一条形同丧幡的狭长白色纸条,上面写着几个黑色大字:勒令自动清理毒草!否则后果自负!
啊,这不祥的白纸和黑字!我对着几架相依为命的书黯然了。我的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我的托尔斯泰,我的屠格涅夫,我的契诃夫;还有我的屈原和庄子,我的李白和杜甫,我的王实甫和汤显祖,我的蒲松龄,在饥饿的年代我不忍舍弃你们,难道今天我该用烈火来清理你们?
在困境中,我终于想到了一位能够给我以救助的朋友
从农,他是一个以少年牧童参加新四军而经历了抗日、解放战争的老战士、老党员,这位老朋友近年正因积劳成疾卧病在床,他的妻子秀英也是三老老贫农(出身)、老工人加老党员。我何不把我的宝贝书们送到他家去躲避灾难呢?听说红卫兵们是从来不光顾他家的。
说时迟,那时快,主意已定,我找出一个特大提包,首先把我认为最珍贵的一批书塞了满满一大提包,当天黄昏,用自行车载着悄悄来到从农家里。他们夫妇俩二话不说立刻为我腾出了家里的一级容器樟木箱,安置了我的李白和普希金们,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们,还指着另一张高大的旧式立柜说:你不妨把看起来危险的都搬来,可能这里保险些。
那天,直到深夜,我就象一个偷运du犯或私运军火者,用自行车来回搬运了四次,终于把受到勒令警告的那些毒草全部清理转移完毕,直到后半夜回到宿舍,我精疲力尽但如此安心地进入了香甜的梦乡。 在睡梦里也感到:我的书得救了!
几天之后,我们单位进驻了一批来自农学院的红卫兵。终于,一位雄纠纠的年青人如我所期待地踏进我的宿舍了,当他站在我的显得空落的书架前凝神端祥时,我竟然有点象一个恶作剧的孩子一样几乎忍不住想笑出声来。这位勇士看到的书架上只有五套不同版本的红宝书(我家当时四口人每人合一又四分之一套),还有莫斯科中文版的马恩选集(两套),《列宁主义问题》、《资本论》等等他面呈失望之色,就象一位将军亲临火线却没有发现敌人一样。最后,他的目光停留在书架下层密密地站立着的文学期刊上了,那是从解放之初开始订阅的全部《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上海文学》(它的前身《文艺月报》)《美术》《译文》以及后来的《世界文学》;本省的《奔流》《戏剧专刊》这些期刊是从创刊号起一本不缺地被精心保存着的。造反战士显得有点高兴了:啊你这里还保存着这些重要资料很好嘛,我们开展大批判太有用了借给我们用一下怎么样啊?
居然是借用,居然还是商量,但他一面说着一面已经动手往外抱了。我只能呆呆地望着,一面在心内埋怨自己的大意。他抱走一大摞之后,过了一会,又来了三四位,陆续把所有的几百册期刊,全部、彻底、干净地 借走了。于是,我的书架上只剩下一批红宝书们,显得很寂寞地在独立寒秋!后来后来一号通令下来,我们这单位真的被砸烂,人员被扫地出门,全体到几百里外的黄泛区农场斗批改,接受再教育 去。
从 1969 年后的三四年间,我每年要偷空从农村回到郑州一二次,机关已经被砸烂,没有我们的住室了,一下火车就奔从农家里,他卧病的一间七八平方的斗室就是我们夜夜长谈到天明的居处。每次去,他都笑着指指他的樟木箱和大木柜:放心吧,你的托尔斯泰和曹雪芹,都和我一样在静卧将息,一时看来还是安全的。
他还告诉我:战争年代当侦察员,没机会读书,这几年我用你这些毒草,补上了一次大学语文系太美了!
看着我的朋友焕发出暗红色光泽的双颊和亮亮的眼睛,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他的病已深重,还是这些世界文学精品使他沉醉的结果。但我的心感到了不祥的痛楚。
1973 年 11 月,当时我被消化在一个小县的文化馆工作。从省城来了一封信,说从农病重,希望我回去看看。当我急急登上火车赶到他所住的医院时,他已经不能多说话。我最后听到他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的话是: 你的书会解放的可惜我不能再读了!
从农的心脏是在 11 月 13 日子夜停止跳动的。
又过了五年,我重新回省会工作。在从农家取回了我的书们。留下一卷安徒生给从农的女儿娜子;带走了一册上有从农手抄页的残本《续西行漫记》,这是他留给我的纪念。
如今,从农离开我已经十四年了。距离我的书第二次蒙难与避难 已整整二十年了。时光流逝得真快!前天我去从农的女儿娜子处,她刚刚生下一个儿子,我带去了一册《普希金童话诗》为礼物。她笑了:还早呢!你看孩子多么小! 他会很快长大,会喜爱书的。书是我们生活中的太阳啊!我把普希金放在婴儿的眼前。这孩子真的笑了,笑得这样甜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