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离家的那一个清晨，天还没有亮透，微微的紫光罩着天空，前一夜装好的行李立在走廊下。我穿着高中时深蓝色的水手制服，像每天离家一样，转身对母亲说，我走了。
口袋里的机票是用打工赚来的钱买的，只有那张纸让我踏实，那张印着密密麻麻电子文字的纸，是带我飞往梦想的翅膀。
每天清晨的7点，应该是我上学的时间。通常这个时候我都会在充满暖气的电车上，昏昏沉沉地靠着车把手睡觉。然后到了新宿站，又总是会很自然地醒来，急忙换车。每一次跳下电车，听见广播呼唤着人们上车，然后电子铃响起，门骤然关上，车疾驶而去，速度快得常会有风微微掀起我的裙子，我总是按着裙边，望着离去的电车，想着什么时候自己也可以驶向那个未知的目的地。
决定离开的那一个早晨，是在最冷的2月，东京在那一年下了12年来最大的一场雪。在决定离开的前一段时间，我放学后就去中餐馆打工，一边帮客人点菜一边望着窗外的雪，恍恍惚惚地，常把菜名或桌号写错。
每晚打工到9点，赶电车回家，雪飘落在车窗上，反照着我的脸；车玻璃是黑的，我的脸也陷在黑暗里。才16岁，我用白围巾围着脸，好像很苍白地老着。回到家，继父和母亲一贯地在看电视。他们问我今天如何，我总是答很好，然后遁进房间。青春期，我一直是一个孤单、苍白、阴冷的孩子，不会爱人也不被爱。
12岁时忽然出现的母亲，亲近又疏远，不久后带我到这个城市，又继而出现了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父亲。我先进语文学校赶日文进度，然后进华侨学校读中学，接着考--高校进戏剧科，就这样一直在读书，变得更加沉默孤独。毕业典礼时受到表彰，望着台下几百名同学，腿一直在发抖，不习惯人群我原本是这样内向的人啊。
当时唯一能感到自己是自由的片刻，就是每一次放学时看着路边的风景，低低地唱歌给自己听，好像只有唱歌的时候，我才懂得微笑。还有就是不停地写字。同班同学的作文总是三行后就开始拖，我却每每一写一本都不够，老师看我爱写，不再规范我，让我把本子带回家。回到家，吃完饭洗好碗，我又回到房间继续写，仿佛能把自己写成化石，淹没生命里所有不堪言的一切。
就这样，我没有跳跃的青春期，只有安静的老成。虽然记忆里的童年，我是个活泼的孩子（我小时候爬树爬得比谁都快，男孩子都爬不过我；我总是被晒得很黑，膝盖上有各种大大小小的伤痕），但是12岁那年被带到--以后，我身体里的另一个自己被悄然唤醒，那个原本埋在心底的、没有安全感、充满阴暗面的自己一下子喷涌出来。我常常想逃走，但是不知道可以逃到哪里去。一直到16岁那年的夏天，一个男人问我想不想唱歌，我说好，于是就这样，逃亡开始了。
原本打工的时间加多加长，然后把存下来的钱夹在一本书里，每天晚上拿出来看，一点一点削减自己的畏惧，加强离去的信心。离开的信念强烈得像在燃烧，却也仿佛冬日里掉叶的树枝般脆弱地颤抖。
就这样，离开家。
那段时间，每天练歌，等着出专辑，迎接自己的不是美丽的梦。我的身体不适应潮湿的环境，病得无法工作，没有经济的支持，未成年不可以签约的僵持，让孤单的自己和意志陷入一场苦斗。那个6平方米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垫、一个铁衣架和一个热水炉。在那个一眼能看尽、无法前进后退的屋子里，我总是会与自己的灵魂相撞，然后伤痕累累。
为了签约，我见了亲生父亲，让他帮未成年的我签约。看他在关系人一栏里填父亲，我的眼泪爬了满脸。
母亲不原谅我，不再见我。16岁，街上的少男少女在吃冰激凌，而我开始化妆，看歌谱，学当明星。没有虚荣，没有幻想，只想赶快多赚一点钱，搬到好一点的房子去，然后多买一点书，吃好一点，就只是这样。白天唱歌，晚上退缩，回到屋里，睡觉的时候不敢关灯，常常醒来后脸颊上、枕头上都是眼泪。
忽然走红，日子却一样过。只有唱餐厅秀才能赚比较多的钱。在后台等待演出时，我缩在一角看张爱玲，看她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那一段时间，眼泪好像淹泡着身体，随时会汹涌而出。
签完约不久，第一张专辑录音时，父亲离去，我痛得咬自己的手。不久后母亲终于愿意来见我，然后日子忽然像冬日后春暖花开，我终于存了钱，帮家人买了房子，自己也搬到了大房子里去。
我回头，恍然看见那个16岁的自己，穿越时空的距离，坐在我身后，倚着窗口，依然是那套蓝色的水手制服。
而眼前的玻璃窗上，则反照着现在的自己，重叠着屋外的人影。在那一面黑黑的玻璃窗上，我的脸仿佛比当时的自己还要清澈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