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导读：“晕轮效应”让我们容易把学霸、高学历等同于“好人”，但事实并非如此。从“好学生”到“好人” ，我们的教育还缺什么？——

短短一周之内，身处上海和波士顿的两位好学生制造的两起惨案在中-国和美--国引发了轩然大波：复旦黄洋投毒案，受害人的室友是高学历、尖子学校的研究生；与此同时今天CNN披露，波士顿--案的第二名嫌犯在学校“表现良好” “拿奖学金” “adorable kid” “passionate” “loving”。

看起来只需再过短短的一段时间，从震惊中恢复的大众又会回到那个老套的问题上：为什么好学生并不总是“好人”？

那首先咱明确，孩子的好与坏由谁来教？是父母呢？邻居呢？还是老师呢？你可能会说了：“我X【喂冷静】当然是老师了，老师不教谁教啊，我们给学校教那么多钱，我们还上班，孩子难道还要我们教吗。”

好，就算是老师来教。有几个问题：

我们经常说张三是个好人，同时我们也可以说张三网球打得很好：这两个词里面，“好”人中的“好”，和我们说张三打网球打得很“好”，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词语有两个方面的性质：其一用来描述一个技能的擅长与否，其二意即道德上的好与坏。

我们一票网友通常认为，节操是一个物体 ，有或者没有，所以经常说“掉节操”、“拣节操”，而也有另一票网友比如Roger Straughan认为节操是一个技能：你可以练习，有经验值，升级。所以不是你有节操我没节操的问题，而是和打网球一样，你节操水平高我节操水平低的问题。

这不是一个概念游戏，我们到底是应该教节操（内容传授）呢？还是应该创造一些机会，比如在学校里面设置故意摔倒的老太太这种NPC，让路过的孩子们有机会锻炼一下发挥节操的精神呢（内容执行）？

这是第一个实际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要教到一个什么程度？

首先我们来确定：什么是一个有节操的人。一个人可能看到一个萌妹子，特别想上去抱一下，捏一下。但是他没这么做，因为老师告诉他不能这么做，于是他在表面上表现的很有节操，可是他在心里已经把妹子亲了几十遍了，节操掉一地。。

你觉得这个人有节操吗？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问题：什么算是有节操？很多学者指出，道德情操在不同的阶段发展为不同的模式：

1、首先这个人要有一个有节操的心灵：他在认知一个事物的时候需要有节操的去认知（所以他看到萌妹子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如此佳人丽质，心悦君兮君不知。而不是：卧槽好萌。。。。(⊙v⊙)

2、由这个心灵带来有节操的决定：和妹子握手（而不是我决定要抱住\捏）

3、由这个有节操的决定带来有节操的表现：最终和妹子握手了（我捏了【？】）

所以这三个环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人最终在妹子面前表现了一个君子的风度，很大方得体的介绍了自己。可是他心里是极为猥琐的。这也就涉及到我们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扔给学校：我们教孩子的道德情操，做一个好人，要教到什么地步？是1-2-3都要保证吗？还是只保证1、2？还是只保证3？

显然，复旦大学的学生少不了在1、2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的思想品德和政治都是在保证1、2），美--国波士顿的好学生应该也有很多1、2的教育。

但是针对心灵、决定（1、2）的教育，我们承认，并不能保证行为（3）。

同样为了升官发财而捐款捞政绩的人，就是只有好的行为（3），却没有对慈善正确的认识和动机（1、2），你觉得他们是好人吗？没人否认他们的行为带来了好的结果，却有很多人对他们的行为不齿。

你说，我们不求那么多，只有好的行为就够了，这样社会不就和谐多了吗？所以我们不求1、2，只保证3就行了。

很遗憾，教育的职责不是“保证“。教育的职责只是更好的帮助学生去理解自己的选择：我为什么会这样做。这世界上只有一个方法能保证一个人的行为，次次不出差错：洗脑。【参见大英百科全书-朝鲜【你够了

我们需要理解，再完美的道德教育，把大道理说尽了，我们的教育最终无法剥夺一个人作为一个人的最基础权利：选择的权利。一个人，作为一个心智成熟的人，始终有能力去做出一个理性的选择，他要做什么，在一个特定的路口，决定自己做A还是做B。有选择，就意味着有人会选A，有人会选B。

这世界上从来不存在一个系统，可以确保一个人在面对好与坏的时候，总是选择做“好人”。

退一万步讲，假设豆老师给你一个学校，可以确保一个100%的结局，所有人在面对A和B的时候，都会选A。那你告诉豆老师，这个学校的教育，是教育呢？还是洗脑呢？

危险的是，江山轮流坐，明天到我家。一个能够达成让人100%选A的教育系统，其危险之处恰恰在于，如果日后有危险人物当权，这个系统可以被轻易地篡改，培养下一代公民100%选B。一个100%的人都选择谴责谋SHA犯的人，也可以在换一套教科书之后，在同一套体制的培训下，100%的人都去谴责被害者：机制是一样的，需要的只是调换内容，和时间。

Roger Straughan说 “教育的结果越却确定，这模式就越难被称之为教育”。教育和洗脑的区别，就在于教育从不确保一个答案的出现，而是教给学生选择的权利。既然有真正的选择，就总会有人去选择做坏人。这是任何好的教育都无法避免的特征。

第三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成功的道德教育模式？

道德教育基本只有两种模式：

一种叫做“价值辩论课堂”，广泛见于北美（加拿大、美--国的中学中）：老师在课堂上抛给大家一个道德问题（堕胎道德吗？），学生们自行辩论。老师不做主张，只评论学生们的论据的不足和好的地方。

一派教育学家对此表示十分乐观。教育学家Hare曾说：“让孩子们学会辩论吧！不用担心内容，一旦他们掌握了道德辩论的逻辑和原则，正确的内容自然会浮现。”

真的吗？然而这种教育方法的危险性正在于，老师不去参与，允许各种观点横行并辩护自己。学生继而觉得“世界上没有对与错，完全看我怎么说”许多基本权利的条款被否定：既然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就连“自由”、“男女平等”、“战俘不受迫害”也变得可以讨论。

与之相对的就是“价值传递课堂”：老师有一套固定的“好”的价值（助人为乐、邻里和睦、尊重女权、男女平等），上课的任务就是把这些东西灌输给孩子们。

这种教育方法的危险在于：谁来判定什么是“好”与“坏”，一个在中-国道德价值体系里面培养出来的孩子，只需要看一眼--右翼的历史教科书，就知道原来“好”的事情在不同的国家，可以差这么远。黑的好与白的好，完全可以对立。

总有一天，一个人可以利用这种系统掌握“好”与“坏”的立论，通过教育系统传播，广泛传播一个民族的劣根性，继而让别人为他心甘情愿去屠SHA六百万人。我们的历史，难道没见过这样的惨剧吗？

豆老师还有论文要写，最后引用一句萨特的话作为结尾吧：

“我们站在一片各种价值的王国中，身后没有、身前也没有，那些可以让我们恐慌时依靠的原则们。我们只剩下我们自己，赤身裸体，没有任何帮助和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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