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中注定似的，这一生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识字、读书，然后是教书 小学教书、中学教书、大学教书，并伴之以作文写书。虽或失业流浪，穷愁潦倒奔波于硝烟炮火之中，倥偬于文稿编组之务，蹀躞于粉笔黑板之间，稍有条暇，总不忘披阅诵读，自得其乐；除非横祸飞来，天昏地暗，折磨凌辱，日月无光，未尝与书卷分离。如今年虽耋耄，视力且差，于余热中舞文弄墨之余，也下象棋，打麻将，却以为那趣味远不如阅读悠长。

儿时，为什么要读书，绝对没有明确目的。既未赶上考秀才举人，也没有学而优则仕的奢望，无非依从传统习俗：小孩子总得上学。国民学校不收学费，也符合贫穷人家利益。于是读书了。

国民学校新来的校长是位自命不凡、却连秀才也未捞到的文士。高年级学生激赏这位曾先生之处，是他勤勤恳恳讲授国文的教学态度和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这所国民学校，名义上四年毕业，实际并无毕业期限，只要学生高兴，可随意久读，和私馆没有什么不同。当我升上四年级的时候，曾先生授完了《共和国国文教科书》第八册即最后一本，他教我们读《古文观止》、《幼学琼林》以及《左传》、《读史随笔》、《东莱--BO议》等书。先生讲得津津有味，学生也听得兴味盎然。一周一次的作文自然是文言文的在先生的精心批改和激励之下，我对此道倍感兴趣。给小孩子的鼓励似乎是可以不惜工本的。对我的作文的批语，先生常赏以溢美之词，效果倒是不坏的。连续在曾先生门下学习四五年，读了一大堆古书，写了好几个作文本。当我 14 岁半时，县里招考一年制师范讲习所学生（考试科目只作文一门），几百人投考，二三十岁的不少，录取的 30 名学生中我以第一名独占鳌头，乐坏了父母，轰动了乡里。

读国民学校时，我的课外读物是《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和《聊斋志异》等书。《三国演义》我看得十分起劲；《聊斋》更使我入迷。一段时间，我很欣赏民间通俗唱本《清官图》，曾摹仿它的叙事模式，以乡绅林某的丑行为题材，编写了一篇唱词，打着金钱板在夏夜的院坝演唱，使邻里听众赞不绝口。这个唱词，可算我早已失踪的第一篇创作。 越年，我考入新办而又短命的县立三年制师范时，国文教员是一位思想开放的廪生。他在课堂上讲五四运动，要学生写白话作文，且不允许作文中有稍带文气的字眼，一定得把颇字改为很字，使我很有些迷惑。

1926 年我 18 岁时到重庆学习英文，意在跳出毫无保障的小学教员生活，投入银行或邮政，谋求铁饭碗。殊知在熟读《天方夜谭》和《莎氏乐府本事》之际，接触了新文化。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诸公的作品及其他新作改变了我的生活航向。特别是创造社郭沫若的诗和郁达夫的小说固然使我激动，就是张资平的△，在诱我进入现代文学之门方面也起过作用。生活的艰辛，人世的不平，使我在新潮的推动下渐渐懂得了对黑暗社会的抗争精神，高兴从新闻媒介中关于赤匪活动歪曲报道的文字缝隙间寻找光明和希望。我开始在重庆的报纸副刊上发表文章了。

1930 年，于小学教师行列中被挤出之后，与三数亲友合伙在渝开设了一家以经营新文学书籍为主的小书店，将郭沫若的诗集《前茅》给它命名曰前茅书店，自然不是偶然的。

近水楼台先得月。白天在店堂营业，空闲时我可以随意从书架上花花绿绿封面的书林中抽出一本浏览，晚间则在小楼的煤油灯下潜心阅读。兴来时便牵纸运笔，抒怀遣兴。

不久，书店蚀本关门，我浪迹东下了。有一段时间寄居南京一位长年在白下补习英算、投考中央大学而屡试落选的杨君寓所，常到花牌楼书店游转。一天，一本文学期刊（什么名字，早已忘记）吸引了我。站在那里是看不完的；囊中空乏，又不能将它变为己有。焦急之余，顿起不良之心。以洁身自好，没作过亏心事自命的人，生平第一次萌动邪念，觑着店里没人注意之时，将那本东西揣进了自己的怀里，并若无真事地踅出店门。虽以孔乙己窃书不能算偷的诡辩抚慰自己，惴惴不安的心情仍延续了好些时辰。

有了职业，生活较为安定之后，又渐渐拥有自己的一些书了。

那时，我读新文学书籍的兴趣虽较广泛，注意力的中心已然倾向鲁迅。早已脍炙人口的鲁迅小说，固然耐人寻味，不断发表的鲁迅杂文，则如一杯杯芳烈的美酒，不断陶醉和振奋我的心-。逛书店的时候，只是为了阅读鲁迅的一篇文章而购买某一本刊物的事是经常有的。

侵略者是不允许我们安坐读书和写作的。于是挈妇将雏在日寇的炮火下仓皇逃难了。与书架上的书籍和写字台上的文稿匆匆告别，以不久就可回来的话欺骗自己的时候，那滋味是可想而知的。

此后，在大后方转徙迁流，每离开旧址，总要丢掉一些书或赠送朋友，或寄存熟人处而终于散失。抗战胜利之后，生活愈加动荡不安。流亡转徙之不暇，哪还顾得上书籍一类的事。

解放后，编、教生活安定，逐渐又积累了一些书。然而来了严重扩大化。于惶惑沮丧之中，不得不与书卷疏远。迨至以文化大革命名义肆无忌惮地实行文化大破坏，书读得愈多愈反动或愈愚蠢之说甚嚣尘上的年月，我虽也曾苦读《反杜林论》等经典著作，希望从中悟出一些道理而终不济事。书架上的书则被明拿暗偷，散失殆尽。自己已发表或未发表而可能发表并辑集成书的东西更惨遭浩劫：搜索以去之后，在一些字里行间莫名其妙地画上红杠杠，展览示众，意在将作文写书的人搞得比狗屎还臭。非始料所及的是，不少相识者初先尚惶惑于疑信参半之中，及至见到被糟踏过的原作，便由疑惑而省悟，偶与作者相遇于途，大抵示以意味深长的微笑，迨平反昭雪，就公开嘲笑英雄们的荒诞与无知了。

此后，我书架上的书又多了起来，其中就有少年时喜读的《聊斋》，每当意倦笔涩，信手翻来，兴味不减当年。而里弄声喧，工地沸腾之际，大抵遁入书丛，一诵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岭清松或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等唐人佳句，则顿觉远离尘嚣，且不知老之已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