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这个热天，我回乡省亲，有机会和父亲一起去镇上买空调，其间也有不少意想不到的观感与体会：
一是刚到镇上时，父亲二话不说，就像系匹马一样，把他骑的摩托停在了镇口的一家摩托车行便开始徒步逛街了，且没有给车上锁。理由是，车是在那家车行买的，老板会帮着看车，既省事，又能保证车子不会丢。
二是在电器商店，我了解到当地农民大多喜欢到镇上赊购电器，即使他们手里并不真正缺钱。而卖方也愿意以此为促销手段。通常的约定是余款年底付清，不像按揭一样要利息，而且连欠条都不用打，店主会派皮卡车将电器直接送到农民家里。
透过这个细节，你会明白当农民初次进城找工作时，为什么会以近乎赤诚的心态信赖与雇主达成的口头承诺，却很少想到要签什么合同来保护自己，全然忽略了那里是陌生人居住的城市，而非他们熟悉的可以通过个人信用实现自治的乡村。
当然，在不影响全局的情况下，也有人不能如期偿付余款。邻村便有这样一位农民，曾经在镇上赊购一辆摩托车，直到几年后车子都被骑散了架，还欠卖主500元未还。当然，事出有因。一则这位农民的确有些好吃懒做，所谓赊购资质有问题。二则他有个儿子因为打工时--Sr被判了刑。据说，为此这家人每年要花几千元疏通关系给孩子买平安，免得他在监狱里挨牢头狱霸的打。
这一切，恰好印证了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指出的，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通过种种知根知底，直接或间接把各种关系像蜘蛛网一样联接起来。你可以批评他们的相关交易有许多法律漏洞，然而事实上，能诉诸法律的纠纷却并不多见。作为道德共同体中的一员，绝大多数人都能较好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使当地社会能在道德伦理的约束下保持相对良好的运行，而少有欺骗行为发生。
以亲缘、血缘和地缘为中心构筑的具有封闭特征的熟人社会，一方面培养了农民日常的漫不经心，以及逃逸于国家宏大叙事之外的自由品格；另一方面也使他们更重道德伦理而非法律来调整彼此的交易与关系。一个国家不讲信用，尚能通过baoli机器勉强维持，而一位农民如果长期失信于人，就意味着其在人格上破产，继而将自己推到四面楚歌的地步。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谁要是赖账，谁就会成为人人责备与防范的对象。
随着社会的开放与社会分工的细化，无论是熟人社会的乡村中-国，还是半熟人社会的单位中-国，人们的生活已经越来越陌生化，开始进入陌生人社会。
如果说齐美尔从社会层面定义了什么是陌生人，那么，劳伦斯弗里德曼则为我们详细展示了什么是陌生人社会，以及它如何可能。作为美--国着名的社会学家和法学家，弗里德曼曾这样描述人们如何被迫卷入这种陌生化浪潮，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陌生人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陌生人在收音机、
电视或报纸上告诉我们世界上的新闻如果我们得病进医院，陌生人切开我们的身体，清洗我们，护理我们，SHA死我们或者治愈我们。如果我们死了，陌生人将我们埋葬
严格说，首先将陌生人带进了农民世界的是电视。《新闻联播》播音员十年如一日的面孔，是最当之无愧的熟悉的陌生人，他们完成了对平民日常生活的侵入。当然，通过控制电视机的电源，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阻止这种侵入。然而不可避免的是，走出家门，每个人都要面对商品社会，面对一个被陌生人统治的世界。不是么？我们虽然可以自由抉择，却近乎宿命地将自己的生命安全和生活品质拱手交给了从未谋生的陌生人。我们不知道罐头和火腿有没有毒，不知道粮食和蔬菜是否被污染，不知道动车和飞机是否正常检修，不知道司机和飞行员是否饮酒，不知道传说中口若悬河的布道者是否同时是个--犯多么令人担心啊！过去特务投毒，总像武侠小说里的坏蛋一样，跑到水井边、食堂里，锁定目标，务求投毒效果立等可取，而今坏蛋们用的都是三聚氰胺投毒法，像是天女散花，无远弗届，让每个人都活在侥幸之中。
当然，事情并不至于让人绝望。如读者所知，人类早被上苍赋予了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本性。它不仅创造了国家，而且发明了法律，确立了契约背后的权利、义务与责任。而陌生人社会得以维持的根本，就在于全社会尊重契约，愿意通过法律来调节各自的行为。如亨利梅因所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遗憾的是，在这个一切皆有可能的时代，道德在不该退场时已经退场，法律在应该担当时未能担当。
安分守己的农民如何面对陌生人社会？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他们的最大苦恼恰恰是，一方面，进城后他们丢掉了熟人社会中温馨的身份；另一方面，新社会又没有提供足够值得信赖的契约以保障他们的安全。而这一切，也是许多农民告别曾经苦苦谋生的城市，愿意重返乡镇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