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生活在边陲小镇的一位长辈,不知从何处打听到,他解放前的一位文友居住在省城,要我代他前去看望。
老先生与老伴租住在不到20平米的一间房屋里,虽属平民窟,楼道昏暗拥挤,可是与众不同的是,在门头上贴有一张红纸横幅,上面写着三个刚劲有力的楷书大字“清逸斋”。
进门后,我说明来意,老先生十分高兴。闲谈之间,我好奇的问:“为何要将宅所取名为’清逸斋’?”他哈哈一笑说道:“自从平反出狱以后,拿着政府给的养老金过日子,既清闲又安逸,每天在这斗室书斋里,写诗作文,故而心血来潮,便将这陋室取名为‘清逸斋’,自娱自乐。”
老人十分健谈,回忆了他的许多轶闻趣事,并自嘲的说:“解放前在舞厅里能碰得到朋友,解放后在监狱里能遇见朋友,如今参加追悼会时才能见到朋友了!”并感叹说:“人老了,特别怀旧,总喜欢打听和了旧时的同学和朋友的情况,一则希望能听到他们晚年过得幸福的好消息,另外可以让回忆录里的故事都有个完美的结局。”
当时,我以为,文人嘛喜欢多愁善感,要不然写不出文章来,不以为然。现如今,我也成了古稀老人,莫名其妙的也变得特别怀旧,而且感情变得十分脆弱,每当听到同学和朋友的不幸遭遇时,就会潸然泪下,老泪纵横。
前些天在公园散步,迎面走来一个弯腰驼背的老头,手拄一根拐杖,从脸型看,依稀有点儿像一位初中的同学。因为拿不准,害怕唐突的认错人,只有等他走到身后一段距离后,才对着天空喊了一声:“王XX!”但是不回头,故意装佯不是自己所为,继续向前走。听见背后有人大声问道:“哪个在叫我?”我才回头笑着说道:“是我叫的,我是李XX。”他疑惑了一会,终于想起来了,惊讶的说道:“哎呀!60多年不见了,想不到,你居然记得我的名字,还把我给认出来了!”
老同学见面格外亲切,他拉着我坐到路边的亭子里叙旧。彼此简短叙述了人生经历以后,便不约而同的打听起其他同窗玩伴的情况。他介绍的同学中,当年的一位才子施XX的遭遇,最为悲惨不幸。
刚进初中时,施同学就显现出了不凡的天分。那时学俄语,我们这些差生,连33个字母都认不全的时候,他就“Не знаю”(不知道)“Знания сила”(知识就是力量)“Учиться,Учиться и учиться”(学习、学习、再学习)挂在嘴边,还会用俄语唱“Катюша”(喀秋莎)。
记得,有一位同学从家中的故纸堆里翻出了一册泛黄的线装书《成语辞典(第X册)》,带到学校里来,一则显摆家中有藏书,另外对同学随便问上几句,把人难倒,得些乐趣。有一次他问大家:“马守遗教是什么意思!”我们不知所云,一个个被问得张口结舌。施同学刚好从旁边经过,插话说:“应该念笃(du)守遗教。”并解释说:“是忠实的遵守前人训诫的意思,” 很是令人佩服。后来听说,他的曾祖父是清末的进士,是我省有名的大学士,家里有许多藏书,施同学受家风的熏陶,读小学时就能背诵了大量的成语。
王同学说,进入高中后,施XX依旧出类拔萃,入了团,还作为中学生的优秀代表,定期旁听省政协的例会,算得上又红又专了。正当他踌躇满志、满怀信心的憧憬着美好未来的时候,他父亲被怀疑书写“反革命”匿名信,抓了起来判了十年徒刑。此时,全国正在开展继反右之后的“交心运动”,要求人人把内心深处的“不良思想”,向党组织交待。本来那是公职人员的事,与中学生无干,不知何故,施XX主动将自己的日记本和一些散文习作以及诗抄,交给了“组织”。
没隔多久,校团委组织大会,宣布对施XX的处理决定:“开除团籍”,理由是“出身反动士大夫家庭,父亲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本人思想反动”,可是并未罗列任何反动的罪证。或许是因为他属于“主动”向组织交心,网开一面,保留了他的学籍。
高考前不久的一天晚上,来了几个警察把他带走,三天后放了出来。事后,大家才慢慢知道,校园里出现了“反动标语”,怀疑是他写的,便抓去审问,因笔迹对不上号,才把他放了出来。从此他成了“问题青年”,高考自然与他无缘了。
高中毕业后,因为有较好的文字功底,安排到一个小单位打杂。半年之后,被送到农村去劳动锻炼。几个月后,通知返回单位,领导示意他写申请“下放”到基层。此时的他,纵虽有一百个不情愿,为了糊口,只得写申请,要求下放。不几天,就来到了离家数百公里远的边境地区工作。刚干了80天,又被抓了起来,继续审查“反动标语”的旧案,这一关就是两年。因为查无实据,达不到判刑的标准,便以“思想反动,不符合干部要求”为由,开除公职,遣送到山区农场开荒种地。
当时不通公路,一名警察武装押送他前往。那时正值灾荒年份,监狱的生活极差,长期缺乏营养,体质虚弱,空手行走就十分困难了,何况还要背着行李、提着箱子赶路,实在是艰难至极。途中的第三天,肩头已被绳子磨得血肉模糊,脚上的水泡疼得他寸步难行,没走多远就坐瘫在地上。警察一再严厉的催促,他恳求说:“我实在走不动了,你把我一-崩了,我不怨你,你回去汇报说,我逃跑并武力反抗,所以开-打死了。”警察无奈,出了个主意,要他把衣物或钱当作酬劳,租马骑行。身无分文的他,只得把箱子里值钱一点的几件衣服送给了农民,哀求他们行行好,社员看他可怜,才同意送他一程。这样,总算用马驮着他和行李,走完了最后一天的艰苦行程。
到达农场后,刚开始每月发14元的工资,以后增加到了23元,基本生活虽有保障,可是没有行动自由,这一呆,又是十年。大约是因为他的案情较轻,年纪最小,无需集中整治,就让他与鸡狗为伴,一个人常年管理一条窄山沟里的百余亩水田。农忙时,才有成队的“犯人”来劳作。孤独的生活让他寂寞难耐,没有书报可读,更谈不上听广播看电视,为了不致散失语言能力,一有空就跟狗说话,喂鸡时就对鸡不停的唠叨,苦闷时就对着天空大声呼喊。
他父亲的刑期未满,被告知:“匿名信已经查清,与你无关,可以回家了。”白白被关押了6年,安排到郊县区一个小镇的卫生所当会计。
70年代,林彪事件之后,内外交困,不得不放松对百姓的管束。此时,施同学便以父母年老多病,需要照顾为由,要求回到父母所在地当农民。幸好,有一个生产队缺少男劳动力,愿意接纳他,并出具证明。经层层审批之后,得以回到双亲的身边。
已过而立之年的施同学,深知前途无望,只求活命和平安,每天只顾埋头干活,处处谨言慎行,遵纪守法。一家农户看他老实听话,又有文化,认为他人品不错,就把女儿许配给了他。
孩子出生后,经济压力太大,恰逢集市交易恢复,他便施展在劳改农场学到的手艺,做篾活。晚上在家挑灯夜战编制竹器,赶集时换点小钱,补贴家用。有时为了多赚点钱,就挑着竹器到省城摆摊销售。每次去都要戴上一顶大草帽,主要目的不是用来遮光挡雨,而是盖着脸防止熟人看见。
长时间的压抑和劳累,加之缺乏营养和饮食不正常,患上了胃病。他打听到高中的一位徐姓同学已是内科的主治医师,乐于助人,口碑极好,便大着胆子去求助。
到徐医生家时,正值午饭时间,徐医生是一位十分好客的厚道人,一看是老同学来访,便热情的邀他一道用餐。他坚持说自己已经吃过,反复婉言谢绝。无奈,徐医生抬椅子让他坐,他又再次婉拒,称自己到天井里等候,不打扰徐医生全家用膳。徐医生只好把椅子抬到天井里,请他坐等片刻,然后转身回屋吃饭。
徐医生怕他久等,迅速吃完之后,立马到天井里招呼他进屋诊病。此时的一幕让徐医生惊呆了,他居然没有坐椅子,而是坐在屋檐下的石台阶上。徐医生十分过意不去,自责的表示歉意:“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怎么能让你坐在地上?!实在是对不起,要是让人看到了,该如何是好?!”他反而安慰徐医生:“不怕得,我是担心这身衣服把椅子弄脏!在农村已经习惯了。”王同学讲到这里时,哽咽了起来,我的眼泪也不由自主的流了下来。
徐医生详细的询问了病史,经认真检查后,给他开出了处方,叮嘱他要注意饮食规律和营养,然后把家里的胃以及其它常用的品,一并给了他。
“四人帮”倒台之后的第三年,原劳改农场通知他回去落实政策,结论是:“属于错案,恢复干部资格,重新安排工作”,分配到当地一所小学任教。后来得到了照顾,调回到了他家附近的小学教书。
王同学感叹的说:“施XX的命不好,几年前被诊断出喉癌,切除了喉头,如今不知是否还健在。”
接着,他愤愤不平的抨击:“你看,我们这些当年的闹包差生,如今都有个总工教授的头衔,他一个天才少年,如果没有那些令人欲哭无泪的’糗事‘,绝对不会在你我之下。世道不公呀!”
初中的一位要好的伙伴,信奉基督教,经常给我讲一些圣经里的故事和信条,多次强调,上帝是最仁慈万能的主,只要信奉他、信仰他,就能免灾而且永生。我曾懵懂的问他:“为什么许多善良的人总遭不测?上帝为什么不拯救他们呢?”他斩钉截铁的回答:“人间有魔鬼,专门害人!”
上帝和魔鬼看不见、摸不着,只存在于虚幻的想象之中,我一直半信半疑。70多年来,上帝不曾见过,而许多平头百姓横遭磨难,确确实实的让人深深的感受到魔鬼的存在,而且穷凶极恶。
世界上如果没有魔鬼,那该何等的美好!如果只有上帝才能制服魔鬼,我真心的希望上帝存在。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