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天津人。天津是相声窝子，我是在天津学艺长大的，后来来到北京发展。
我父亲是警察，我母亲是老师。我小时候住在天津的老城区，附近有很多剧场、茶馆什么的。我父亲有时候要执勤，就把我放在剧场里，时间长了就对相声产生了兴趣。第一次说相声是九岁左右，就是说着玩。那时候还喜欢挂着胡子扮包公，被小朋友叫作老头秧子。我天生对舞台就没有恐惧感。唯一的爱好就是相声，从小跟同龄人玩不到一块，不会抽烟、不会喝酒、不会打扑克，台上说相声，台下琢磨相声。第一次进北京是在1988年，当时我是在全国总工会文工团，那时候根本什么都不懂，就跟着混。当时脑子里也常想，我什么时候能当上相声大腕儿？这是那时的真实想法。那一年，我十六岁。待了两三年，因为种种原因就回去了。有一年的春节，我碰到了当年全总文工团的老团长。跟老团长吃饭的时候，他一脸愧疚，再三敬酒。我跟老团长说，您不用这样，我当年确实一文不值。这不是谦虚，回想当初，我只是比不会说相声的好那么一点点，离开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进北京。1994年，第二次进北京，漫无目的，到处瞎撞，也没有什么头绪，待了十几天就回去了。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天在民族宫大戏院看演出，之后从戏院出来，晚上十一点多顺着长安街由西往东走，一直走到了前门大栅栏。当时我还穿着双很新的鞋，不适合步行，脚后跟都磨破了，一步都走不了，干脆把鞋跟都踩塌了接着走。终于走到一个小旅馆，在那儿住下来，一晚上十八块钱。那旅馆的屋很破，屋里面还有树，就跟贫嘴张大民家的树似的。里面住着的几个人都是小商贩，有很刺鼻的一股脚臭味儿。我在那儿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就买了张票回天津了。第二次进北京，也以失败告终。第三次到北京大概是1995年，一直熬到今天。当时进北京的时候很急功近利，要当大腕儿，想一场挣好多钱，发财。只不过来了之后，现实把我敲醒了。2刚到北京的时候，住在青塔，很偏僻，在河边的一间小平房。屋里只有一张床和一把椅子，那时候写东西就是拿一马扎坐在床边趴着写。那时候觉得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一张桌子。后来住过北京的很多地方，海淀、通州、大兴哪里便宜就去哪里，经常没钱交房租。有一段时间住在通县北杨洼的一个小区，交不起房租，房东在外边咣咣砸门，连踢门带骂街，我躲在屋里不敢出声。
那时候，我自制了一种能顶饿的食谱：到市场买一捆大葱，再买点儿挂面，然后用锅烧点儿水煮面，等面条都煮烂了，成了一锅糊糊了，再往里面放点儿大酱，这就做完了。以后每天把这锅糊糊热一热，拿葱就着吃。我挺乐：不仅吃到了维生素大葱，也补充了碳水化合物面条。那时候，在蒲黄榆有个小评剧团，剧场能坐四五十人，舞台也就两张席梦思床那么大，我去了，答应一个月给我一千块钱。唱了俩月，一分钱没给。当时我住在大兴黄村，骑个破自行车，后来没法骑了，就坐公共汽车。终于有一天，散了夜戏之后没有公交车了，只能走着回家。路过西红门，当时没有高速路，都是大桥，桥底下漆黑一片，只好走桥上面。桥上面走大车，我只能走旁边的马路牙子，不到一尺宽。我扶着栏杆，借着车的光亮往前走，身边是一辆接着一辆的大车呼啸而过。站在桥上，抬头一看，几点寒星，残月高悬。想到自己这些年的坎坷和艰辛，我鼻子一酸，眼泪就下来了，哗哗的，一边哭一边给自己打气：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3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某电视台录制一个节目，摄影师跟我说：我跟你说点事儿。我说：什么事儿？他说：相声要死了你承认不？我说：我不承认啊！他说：你证明给我看。我说：我证明不了给你看。但凡有能力，还来做综艺节目啊？那时候我也很纳闷，怎么办呢？难道这门艺术真的就没有人愿意听了吗？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路过南城的一个茶馆，看见一帮孩子在茶馆里说相声，说着玩儿。我坐在那要了一壶茶，太感慨了。我是奔着这个来的，从小学的也是相声，现如今我因为相声困在北京了。看见他们说相声，心里不是滋味。总去听很快就熟悉了，聊天的时候他们问我是干吗的，我说我也是说相声的，他们就让我也说一段。说了一段，打那儿起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其实那茶馆也不挣钱，在墙上贴了一张纸，听相声、听评书两块钱一位。那段时间，对我后来把相声带回剧场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刚回到剧场的时候，观众不熟悉，我就立了一个规矩，只来一位观众也得说。有一天，能容两三百人的剧场真的只来了一位观众，开场的老先生叫邢文昭，刘宝瑞先生的亲传弟子，说一个单口相声，台上一个人台下一个人。说到半截，台下的观众手机响了，老先生停下来看着他不说话，他也不好意思，接起来说两句就挂了，继续听老先生说相声。到我上场的时候，我指着他说，你要好好听相声，上厕所必须跟我打招呼，今天动起手来你跑不了，我后台人比你多。他哈哈大笑。今天说这个事情挺有意思的，但那时是一件很心酸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