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我还在读高中的中生代，学校也在调整他们的读书清单，在旧标准里加入“相关的”现代作品以激起学生兴趣。这些年，学校正朝着强调阅读非小说和回忆录等“信息性文本”的共同核心转变。如果伟大的小说作品成为这个转变的牺牲品，那将会是一个悲剧；事实上，我能想到两部永远不应该被拿出学校阅读清单的经典作品：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这两本小说不但在文学叙事上仍然保持水准，两者互补的警世信息在今天也和在它们的出版年代一样相关——如果不是更相关的话。

奥威尔的反乌托邦故事出版于1949年，其中心是温斯顿·史密斯对于一个卡夫卡式、无所不知、无所不见，踩踏所有个性和独立思想的极权主义国家的注定失败的反叛。在一九八四的世界中，被洗脑的群众生活和工作在无处不在的政府监视、公共精神控制、以及神秘的党的领袖老大哥的光辉形象之下。

史密斯在命名富有讽刺性的真理部工作，负责宣传和历史修正主义。他的工作是重写过去的报纸文章，或是完全消除某些文章，这样历史记录就总是与党的当前路线保持一致。他私下里梦想反抗老大哥，但在小说的惨淡结尾，他热切地爱着他的压迫者。

奥威尔对于极权主义扭曲语言服务于他们渴望权力的议程的方式有着敏锐的把握。他的小说将一些才华横溢而令人毛骨悚然的术语引入我们的词汇，如“思想警察”、“新话”、“双重思想”、“忘怀洞”，以及最熟悉的“奥威尔式”：用于描述冷酷无情的独裁国家的官方欺骗、无所不在的监视、历史修正主义、和操纵语言的形容词。

事实上，2013年6月“奥威尔式”在媒体上如此经常被用到，以至于1984在亚马逊的销量飙升近10,000%。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时的新闻都在揭露国家安全局的秘密、越权监控。这个不祥的标签是一个迹象，表明美--国人觉得政府已经到了滥用违法的侵略性权力的地步。今天在奥威尔故乡英格兰，监控国家甚至更为根深蒂固。

1932，奥威尔在伊顿公学的前任老师奥尔德斯·赫胥黎发表了美丽新世界，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反乌托邦观点。赫胥黎的不祥未来愿景没有奥维尔那么明火执仗地极权主义：他的世界国家的公民生活在完美健康和共同富裕中；他们愉快地被社会调节和致幻物洗脑；没有情感牵挂和精神需求；沉迷于没有智力挑战性的消遣和娱乐性的性爱。奥威尔的人物被恐惧和残酷压迫所控制，而赫胥黎的人物则通过琐碎娱乐诱发的冷漠欣然接受自己的被征服。

NeilPostman1985年在他娱乐至死一书中，一针见血指出了两者的区别：

奥威尔担心的是那些查禁书籍的人，而赫胥黎担心的则是因为没有人还会愿意读书，也就不会再有理由查禁书籍。奥威尔担心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而赫胥黎担心那些给我们如此之多，以致于我们变得被动和自我中心的人。奥威尔担心我们会被隐瞒真相，赫胥黎担心的则是真相会被无关的吐槽弹幕自拍撕逼的刷屏海洋淹没。奥威尔担心我们会成为一个监禁的文化，赫胥黎则担心我们会成为一个琐碎的文化。

这两本书充满了关于语言与权力、人性与自然、个人与社会、自由与奴役、爱与恨的有想象力的见解。永远没有“信息性文本”可以望其项背。

对于可能认为奥威尔的愿景永远不可能发生在美--国的高中读者来说，很重要需要注意的是，奥威尔把1984设定在他的祖国英格兰，而不是斯大林主义俄国，就是为了警告读者，任何国家不论是多么文明和民主，不论多么声称赞美自由和个人权利，都不会免疫于极权主义的威胁。对于那些把赫胥黎的愿景视为纯粹科幻小说的读者来说，重要的是要指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栖居于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