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SHA一个都太多”——这是2003年首个世界预防自SHA日的主题；后面历届的主题都没有如此鲜明过。是的，一个人的自SHA足以摧毁一个家庭的安宁幸福，并且可能会导致目击者以及与他有重要联结的人的心理创伤。

所以，自SHA一个都太多！

在第十三个世界预防自SHA日（2015年9月10日）到来之际，我们能为预防自SHA做些什么？

我惊讶地发现，从根本上说，我们并不能为预防他人的自SHA做什么；我们能为预防自SHA所做的唯一、也是最有效的事情，便是自己不自SHA。这正如文学家契诃夫所言，为了使这个世界变好，我们唯一可做的事情，便是自己变好。

正是为了预防自己的自SHA，我们有必要去思考、探讨一些问题，比如，自SHA是不是人的一种权利？在什么情况下，人会想到自SHA或实施自SHA？当有自SHA意念时，如何应对？从伦理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自SHA是不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

以下拟就“自SHA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吗？”这一问题，进行一些伦理心理学的探讨。

自SHA，是不是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行为，人类何时“发明”了这种死亡的方式，现在似乎还没有定论。不过，自人类有自SHA现象以来，哲学家就没有停止过对这种现象的思考。德国的包尔生曾在伦理学原理一书中深入探讨过自SHA，比如，自SHA是不是人的一项权利或自由。哲学家尼采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人的一生都在解决一个问题：人为什么不能自SHA。”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萨特等人，无一不把自SHA作为自己思考的重要命题，力图从中揭示出人活着的意义。

从本质上说，自SHA，是人之为人的一项特殊权利（其它动物没有），也是生命的最后一项权利。在特殊的时候，人们可以行使这项权利。

作为英雄的自SHA

从小在语文课本中，我们就读到董存瑞炸碉堡、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他们便是行使了这项权利。然而，小时候的我们，不知那是一种“自SHA”，只知叫“牺牲”。但那时，也同时感觉到，那是英勇的壮举，是英雄的行为，是胆小者、懦弱者、怕死者所不能为的。

在古代的烈女传中，记载了不少女性自SHA的故事，同样是实施了人的最后一项权利。又如，文学作品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便是以放弃自己生命的形式，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了抗争，通过自SHA行为，杜十娘的人格得以保全，尊严得到了维护。

再看近现代社会，老舍、陈寅恪、傅雷夫妇等人的自SHA行为，也无不具有惨烈的意味。自SHA，这项生命的最后权利，这项唯有人类才有的权利，在实施中总是那么壮烈、令人震撼。上述各例中，你能说它不道德吗？在正义战争中的英勇自我牺牲行为，实在是最道德的事情——取义成仁，利己；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利人。

公众人物的自SHA

再来看近些年来的一些自SHA行为。从张国荣自SHA开始，名人自SHA引起无数人的集体关注。由于他是个公众人物，影响力极大，造成的反响也大。每年4月1日前后，都有自发纪念张国荣的活动，好在人们并没有以自SHA的方式去纪念或追随他。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张国荣的自SHA可能是不道德的。因为他实施了一件“利己而害人”的行为。利己——摆脱了生之痛苦；害人——引发了粉丝们的悲痛、心理上的近乎崩溃、行为上的效仿以至持久的心理创伤。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张国荣不算是一个真的勇者。假若他并非一个公众人物，他身边也没有亲人，他的自SHA则只是他个人的事，就无所谓道德或不道德了。

由此看来，一些公众人物的自SHA可以有理由认为是不道德的，至少含有不道德的意味。虽然公众人物仍然有这个权利，但因为其“公众性”，他的自SHA权利可能暂时被社会道德冻结起来，不能使用。

普通人的自SHA

普通人的自SHA又如何呢？与道德有没有关系呢？

医学告诉我们，人的生命一旦停止，也就没有了生命活动和感知觉。因此，自SHA者生前可能是极度痛苦的，一旦生命结束，也就意味着痛苦的结束。

但是，自SHA者死后，他的家人、亲人心理上所遭受的痛苦和打击是难以形容的。因为是非正常死亡，它比由于疾病导致的亲人死亡所带来的痛苦程度要严重得多；它与意外事件（如车祸）的程度相当，甚至更高。心理学认为，亲人非意外死亡带来的心理压力指数是100（最高）。

自SHA者生前与社会，尤其与生养者、照顾者或者其它有血缘关系的人建立了一系列重要的联结，他承载着他们的爱和期望——虽然生命本身及生命的权利是他自己的，然而生命的本源却是别人赋予的，生命的成长却也凝聚了抚育者的心血。因此，说自SHA者“一了百了”，说其亲人堕入痛苦的“万丈深渊”并不为过。

可以说，只要自SHA者的身边还有与他联结的亲人、家人、抚养者的话，他的自SHA便会有不道德的因素。因为他做出的是一件利己而害人的事情：利己——摆脱了生之痛苦；害人——让与他有联结的人陷入自责、后悔、悲伤、痛苦的漩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