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陈独秀是安徽同乡，胡适是安徽绩溪人，陈独秀是安徽怀宁人。二人最初的交往，大约开始于1915年，是通过也是同乡的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介绍的。
　　
　　1915年，陈独秀从--回国，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新青年》的前身）杂志，以期发现人才，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在一次同汪孟邹聊天时，汪孟邹向陈独秀谈起了胡适，当时，胡适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发表过一些文章，在留学生中引起了一些反响。汪孟邹特别提到了胡适新近发表的长诗《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陈独秀读后很欣赏，便想把胡适这样一个青年才俊拉到自己的阵营中来，于是便委托汪孟邹向胡适约稿，于是，1916年初，胡适将自己翻译的俄罗斯作家库普林的短篇小说《决斗》寄给了陈独秀，两个人的交往就这样开始了。
　　
　　从此以后，两人书信往来不断，除了谈稿子之外，彼此还交换在文学方面的思想和主张，谈得非常投缘，彼此都能引起对方的共鸣，两人的感情越来越深。虽然未曾见面，但在内心深处已成知己。有一回，在通信中，胡适提到了文学革命的八不主义观点，陈独秀非常赞同，催促胡适立即动手写成文章，胡适便将自己的想法写成了一篇稿子寄给了陈独秀。陈独秀看过后很是喜欢，将它发在了1917年第2卷第5号的《新青年》杂志上，这就是那篇轰动整个文化界的《文学改良刍议》。在发表的同时，陈独秀亲自撰写了跋语，他兴奋地写道：今得胡君之论，窃喜所见不孤。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果，余亦笃信而渴望之。这篇文章发表后，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在文学界引起极大震动。陈独秀又写了《文学革命论》一文与之呼应，与胡适共同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正是因为这篇文章的发表，使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胡适暴得大名，一下子成为一个知名学者，而这一切当然要归功于陈独秀对他的提携。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便向蔡元培推荐了胡适，蔡元培立即答应了。陈独秀便给胡适写信，希望他能回北大教书，并答应举荐他担任教授。胡适欣然应允，于1917年7月进入北大，成为北大教授。在教学之余，二人继续合作，胡适协助陈独秀编辑《新青年》杂志，后来陈独秀又发起创办《每周评论》，也交由胡适编辑，胡适因此帮陈独秀做了很多工作。
　　
　　但相处得久了，二人之间的分歧也就产生了。分歧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二人的政治观点不同。陈独秀是一个激进主义者，而胡适却是一个只想做学术研究的书生，主张只谈文化，不谈政治。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本志宣言》，鼓吹民众运动，号召群众起来革命，推翻有产阶级，而在同一期《新青年》上，胡适却发表了一篇《新思潮的意义》，提倡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由此可以看出两人的思想差异。陈独秀离开北大后，到上海继续办《新青年》杂志，继续宣传革命思想，胡适也到了上海，两人经常在亚东图书馆见面，但总是聊着聊着就因为各自不同的理念发生争执。
　　
　　虽然思想上有分歧，观点上有差异，但并没有影响两人的友谊。在胡适因病住院期间，陈独秀亲自去探望；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因为散发《北平市民宣言》而被捕，胡适积极奔走、多方营救，终于使陈独秀得到释放；1922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胡适依然积极游说，并致信顾维均为陈独秀开脱，使陈独秀再次获释；1932年，陈独秀又一次被捕，胡适依然努力活动，但没能奏效，陈独秀还是被判了刑。但胡适没有放弃，在陈独秀坐牢期间，继续为陈独秀呼吁，并找到了汪精卫，为陈独秀说情。陈独秀出狱后，定居四川江津，生活十分困难。当时，胡适在美--国任中-国驻美大使，得知陈独秀的情况后，便想方设法为陈独秀联系好了去美--国定居的手续，打算接陈独秀到美--国，但陈独秀拒绝了胡适的帮助，不久便病逝了。
　　
　　虽然私人关系甚笃，但不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政治观点；虽然思想上有分歧，但不因此而影响私人间的友谊。两位学者的这种风骨，至今仍值得我们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