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淡水小镇，对年仅四岁的我而言，世界不过就是自个儿家的屋子，及横在门口那条长长的街。
　　
　　白天除了吃饭、午睡，其余的时间就是在偌大的屋子里黏着母亲跟前跟后。唯独一到傍晚，只要外头的天气还好，不是太凉没下雨，在母亲的默许下，我就会迫不及待地搬出小板凳到门口的台阶上摆好，然后坐在那儿等父亲下班回家开饭。
　　
　　还记得每隔两三天的黄昏，那个总是拎着有个提把带盖长木盒的熟悉身影，就会准时出现在门外。
　　
　　约莫十岁的女孩儿，打着赤脚，永远穿着一身破旧的校服，过大尺寸的外衣更显出她的瘦小单薄。她从不按铃或敲门，只是静静地站在门外张望。见了人也只是捧起木盒揭开盖子，用试探的眼神问对方要不要买她盒子里分成一格一格、去了壳堆成几小堆的蚵仔。
　　
　　在当时，一格子的蚵也不过才卖新台币两三块钱，两格的分量就够煮一大碗汤，够我们全家四口人喝。
　　
　　太太们通常都会从屋里拿出个碗来，看着她小心翼翼地用勺子捞起来盛好递上。然后她把接过的铜板塞进挂在-前用细绳系着的小布袋里，怯生生地点个头表示谢谢后才离开。如果主人摆了摆手示意不买，她也只是默默盖起盒子，静静地转身沿着街再往下一家走去。
　　
　　从没人听她开口说过话。
　　
　　家母同情她年纪还小就要从傍晚一路跑到天擦黑，总是看着盒里还剩几格就掏出钱全买下。我趴在面对门口的窗格子上，透过雾花花的玻璃急得直跺脚，瞧着女孩将所有的蚵一股脑儿地倒进大碗里，当下就明白今晚饭桌上摆的会是什么汤。光用脑袋瓜子想，嘴里就满是那微咸带苦的怪味儿。
　　
　　每当我无奈地捏着鼻子，一调羹一调羹地把蚵仔往嘴里送时，心里头就开始盘算着究竟要用什么办法让她不要再来。
　　
　　终于有一天我壮起胆子，冲上前去伸开了双臂挡着不让她接近。
　　
　　你不要来，我不想吃你卖的东西。仗着在自己家门口，我气咻咻地放声喊出这句话。
　　
　　她怔怔地看着我，然后低下头捧着盒子不发一言地快步走开。望着女孩匆匆跑离的身影，我像是除去什么心头大患一般竟然洋洋自得了起来。
　　
　　但这没头没脑的举动也只让自己痛快了那么一瞬间，转过身抬起头来望见的却是站在纱门内母亲的身影。
　　
　　我张大了嘴愣在那里吓得说不出话，只记得当时心里头一慌，眼泪就像崩了堤似的稀里哗啦流了下来。
　　
　　母亲掠过我的身旁追了出去，放我一个人站在门前的台阶上啜泣。不一会儿母亲就牵着女孩的手走了回来，并且直接将她带到我面前。
　　
　　母亲低下身子对着我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地说道：
　　
　　站直，把头抬起来，看着人家的眼睛给我好好地说声对不起。语气中已经明显带着强忍住的怒火。
　　
　　本来我还想先止住哭，等缓过气来再开口，谁知就在这当下女孩挣脱了母亲的手，紧抱着木盒子，头也不回地拔腿逃离，朝着海堤的那头奔了去。
　　
　　我错失了道歉的时机，现在这情况说什么也无法挽回了。
　　
　　母亲捏着我的肩头把我推进了屋里，指着地板要我跪下。
　　
　　窗棂的斜影在客厅木头地板上缓缓移动，无声地爬过跪在厅堂中的我。垂下的头看着膝前斑斑的泪痕由湿到干，透进屋里的光线也从金黄慢慢开始转为灰暗。
　　
　　外头传来门闩被拉开的声音，我的心头更加往下一沉。父亲似乎有些意外地在玄关那儿停留了几秒，没多说什么，只把板凳往地板上一放，从我身边走了过去。
　　
　　我不敢抬头，甚至大气也不敢喘一口。
　　
　　父亲对我的严厉尤胜于母亲，我儿时对他的畏惧超过当年认知里的任何其他事物。
　　
　　现在，母亲将我犯下错的裁决权交给父亲，无疑是针对这件事的严重性给了我最大的惩罚。
　　
　　晚饭时才被叫起身的我膝盖还痛麻着，我不敢多说什么，赶紧爬上椅子端起碗来开始默默吃饭。我颤抖着连菜也不大敢伸手夹，只是一个劲儿地干吞饭。
　　
　　直到开始有点咽不下去时，我忽然好想喝口汤
　　
　　当然，那天没有。我发誓以后不会再皱着眉头一小匙一小匙地啜，不会再跺着脚一根一根挑出碗里的姜丝，不会再板着脸一口一口拖拖拉拉地吃蚵仔。
　　
　　只想喝口汤，什么都好，因为含着满嘴无味的白饭真的好痛苦。
　　
　　母亲简短的几句就把下午发生的事跟父亲说了一遍，父亲放下碗筷时，我清楚地记得整个凉意从背脊直冲到后脑勺。
　　
　　父亲倏地站起身拉着我的手直扯到客厅，要我站在牌位下对着祖先说明我做了什么。我整个人缩着跪在地上，哽咽着喊出：我知道错了。我对人家不好，我不应该骂人家，我知道错了，我真的不敢了。
　　
　　要不要跟人家道歉？要不要说声对不起？父亲厉声问我。
　　
　　我泪如雨下，一颗小脑袋瓜子点头点得有如缝衣机上下不停的针头。
　　
　　从那天起，除了母亲出门买菜、串串门子时我可以跟着到外边走走透口气，在有机会跟那个女孩说声对不起之前，我失去了坐在台阶上等父亲的权利。
　　
　　我早就准备好了。我想过如果有一天桌上再度出现蚵仔汤，我将会像面对我所热爱的鸡汤、鱼汤、萝卜汤、排骨汤一般，我要让爸妈看见我也同样可以舀上一大碗，吃得津津有味。
　　
　　还是约莫黄昏的时刻，还是那件宽大的旧校服，还是那个提把带盖的长木盒，可是她刻意地从街对面匆匆地跑了过去，从来没回过头多看这个方向一眼。
　　
　　我没有机会跟她说对不起，但我更在意的是没有说对不起可能就没有机会得到父母的原谅。
　　
　　终于，我鼓起勇气追出院子，站在门后对她大力招手。
　　
　　她回过头，她看到我了。我高兴地笑了就在今天晚上，我会大口地喝汤，欣然地接受原谅及夸赞。
　　
　　可是女孩也仅仅是回过头而已。我们隔着马路对望，她只停了几秒，就低下头拎着木盒快步离去，留下一个至今让我闭上眼回想起来都心碎的眼神。
　　
　　那年的秋天还没结束，我们全家就搬离了淡水。
　　
　　临行前，母亲特意往码头走了一趟，没说要去做什么，只是提着一篮水果独自前往，回来时手是空的。
　　
　　搬家的卡车隆隆地发动引擎，满载着杂物，喷着黑烟驶过老街，颠簸地越过两旁稻浪翻滚、长长直直的大路，沿着基隆河岸整排低矮的砖房农舍前行。
　　
　　晃眼我已过不惑之年，昔年那个挑嘴的孩子如今偶尔也会自己弄碗汤来喝。
　　
　　蚵仔汤不算是什么难弄的料理，从超市到传统市场，蚵仔随处可见。只是每当我看着那分装成一袋一袋、排在冷藏货架上的蚵仔时，不免就回想起多年前，没能有机会说的那一声对不起，以及我与女孩互望的那几秒她受伤的眼神。
　　
　　厨房灶上烧着开水准备煮汤时弥漫的蒸汽。
　　
　　菜刀在砧板上细切着姜丝的嚓嚓声。
　　
　　小女孩跑开时-前布袋里铜板碰撞的叮当声。
　　
　　我娘望着她专注舀着蚵仔时慈爱的眼神
　　
　　凝视着眼前刚起锅、热腾腾的这碗蚵仔汤，我喝下的并不只是一口微咸微苦的怪滋味儿，而是忽然从心里头蹦出来，在舌尖及泪眼里打转的一幕鲜活难忘的童年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