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是我人生的最低谷。那年，我高考落榜，虽然事先高考落榜的是大多数，而且就算报考公务员，高中文凭就可以了，但不能持续读书终归依然一件令人不爽的事儿，特别是一个平时成绩还不如我的小-。姐妹居然考上了大学，***妈逢人便发糖的悲哀深深戳伤了我的父母。那段时间，父亲(father)看我的眼光让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堆逾期的臭肉。
应该承认，高考失利对父母的打击远大于我。父母在摇头叹息完过后，将希望和注意力都转挪到了即将读高一的妹妹身上。我的哭丧表情和悲哀情绪也瞬间找到了下家，毫无保留地转挪到妹妹脸上。
我通过同学的父亲找到一份银行一时工的工作，那是家小庙一样的储蓄所，一共只有几个人，工资极度昂贵，“转正机会”渺茫得近于无。
父母对我的选择尽管不屑，但都没有多少言语。我不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一种哀莫大于心死的沉默依然从此走入淡然平和。我只知道，没有了无微不至、无所不在的体贴，我感到万分的轻松与安闲。
但我不知道，这所有都只是暂时的，让一对历来对孩子指手画脚惯了的父母从此对孩子淡然处之，比让一列巨型火车不滑行便停下来更难。他们对我的隐忍和长久放任其实是在等待我犯错，然后用这个所谓的错作为依据，否定我的选择。他们要等的所谓的机会很快就来了。
事先的银行是年轻人聚集的地方，单位为了增加凝聚力和员工归属感，常常搞些联谊运动，最简朴实惠的就是办舞会。事先的舞会依然青年男女们的最爱，是陌生男女们为数不多的熟悉与交流的机会。
那时，通常是一家单位办舞会，全城年轻人齐上阵，巨大的灯光球场人山人海。口口相传引来的年轻人，在事先热门的琼瑶电影主题曲伴奏下翩然起舞的场景，只可以用壮观来形容。而年轻人多的地方，争吵与打--架发生的几率也高。
对于我去跳舞，父母没有像对我去银行上班那样“无为而治”。特别是父亲，他非常担忧我会被“大暴徒”引上一条歪斜的人生道路。我本不热爱跳舞，但也不憎恶。偶尔跟着同伴们去别的单位办的舞会或舞厅，大多是因为无聊。发现父母反对得猛烈时，则纯粹是为了品尝小反叛带来的片刻快感。
我永远记得1987年12月28日，那一个并不算太冷的冬夜。因为我撒谎而出去参加舞会的频率越来越高，父母觉得我的行为值得嫌疑，于是严禁我晚上出门。有天我与同事约好，并发誓谁不去就是小狗(pup)。眼见着舞会开场时间快到了，我实在想不出办法，只好装病，把枕头塞在被子里装睡，然后从窗户上顺着水管溜了下去。我家在二楼，虽然不高，但要突破这种极限也确实需要勇气。
我突破极限的勇气也彻底越过了父母的底线。那天晚上，发现我逃跑过后的父母被半年来积在-中的愤怒激起，寻遍县城里所有舞厅，并将正在跳舞的我揪了出来。突然之间之间之间受到惊吓的我被周围围观的人一路哄，像是被人抓了现行的小偷，羞愤难当之下就和父母顶起嘴来，这等于是往一堆燃得正旺的火上浇了一桶油。愤怒的父亲一抬手，他手里的自行车链锁正好砸在我的额头上。
那链锁砸在额头上的伤只保留了一个月，但心上的伤口却保留了几十年。之后，我离开老家结婚，生了闺女(daughter)，那伤口还横亘在我们父女之间，每次想到都会有阵阵悸痛。多年来，我一向在想，他究竟是故意用链锁打我，依然怒气之下失了手？但始终没有得出答案，这成为我心中的一个结。直至去年他去世，如果不是丈夫和闺女的保持，我也不会回到老家，不会听到他对那件事的最终注释。
他说：“如果再有一次人生，我依然还会打你那一下，因为所有对你的愤怒，都不及对你从楼上摔下去的恐惧感和担忧……”